“绿领巾”：激励之术还是“象形之刑”？

　　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给差生戴上特殊标志的做法，不仅不会起到激励作用，反而会为学生制造社交障碍，更是一种人格侮辱。虽然已经叫停，但此类“激励之术”今后还是坚决杜绝的好。

　　陕西省少工委昨天叫停了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给差生戴“绿领巾”的做法。此前，该校领导、老师曾辩解称，此举意在激励，为了鼓励学生上进，并称戴“绿领巾”者为“苗苗少先队”，作为预备培养。该校一些员工也曾表示，此举系“借鉴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

　　除了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中国推行“绿领巾”的城市如今似乎只剩下上海等寥寥几座，但这些城市的“绿领巾”系专给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儿童团员佩戴的特殊标志，就特定年龄段而言是人人有份的，和西安这所小学的“好学生披红，差学生挂绿”有本质区别。将这种以成绩分颜色的“绿领巾”政策说成“借鉴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显然于理不合，与事实不符。

　　至于将这种做法形容为“激励之术”，不论动机如何，从效果看都是不妥的。

　　人和其他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有尊严感，有社会属性，往往体现为可以吃苦、但不可受辱，更不能当众受辱的自尊心。中国古代曾对犯有轻微罪行者采取“象形之刑”——既不关押也不流放，而把犯人的头发剃光，让其穿上醒目的赭色服装，每天经过闹市。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指出，“象形之刑”对人格的羞辱、精神的摧残，甚至比鞭挞肉体、摧残肢体更加残忍和过分，因为通过这些醒目的标志，当事人等于顶着“我是坏人”的标牌示众，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会因此对其另眼相看，避若瘟疫，原本相识、相熟的亲朋好友，往往也不能如以往那样，以平常心相待，久而久之，这些犯人就会与正常社会产生危险的疏离感，成为社会边缘的特殊群体。

　　与成年人相比，小学生尚处于成长、发育阶段，身心尚未健全，对社会的认识尚处于逐步发展、完善的阶段，此时此刻，用“绿领巾”将其中一群人“分门别类”出来，让校内外每一个见到他们的人，经过这种醒目的颜色刺激，都本能地产生“他们是差生”的条件反射，其后果恐怕比“象形之刑”更严重。

　　将心比心，一个戴着“差生”标志的小学生，混杂在一群戴着“良民”标记的同学中，整日承受着老师、学生异样的目光，与或许出于好心的“鞭策”、“提醒”、“激励”相比，其背负的精神压力将是怎样的？如此重压施诸小学生，究竟会让其“知耻后勇”还是自暴自弃？即便鼓励，如此强烈的颜色反差，和反差背后的象征意义，又会给本应平等、纯真无邪的同学关系，带来怎样的阴影？

　　一项民调显示，65%的受访者对“绿领巾”的“差生含义”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不应大惊小怪”的仅占3%，大多数“绿领巾”的家长也表达了异议，并指出“孩子回家后不高兴”。

　　不管初衷如何，学生、家长和社会的反应已充分表明，“绿领巾”不似“激励之术”，更近乎“象形之刑”。虽然已经紧急叫停，但为青少年心理健康计，此类“激励之术”今后还是坚决杜绝的好。

　　□陶短房(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