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回应卢美美等争议事件称公众有知情权

　　杨澜：做慈善应允许犯错和失败

　　■ 本报记者 杜志莹

　　今年屡被卷入争议事件、被网友戏称为“躺着也中枪”的杨澜并未停下慈善的脚步。

　　粉色的衬衫和米色的裤子，9月24日，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杨澜以一身淡雅装束出现在“杨澜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全球形象大使发布会”上。

　　当日，杨澜也谈及了当前发生的热点慈善事件，表示“做慈善也会有让自己生气的时候”。而针对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与自己相关联的负面事件，杨澜反问记者：“对不起，我有什么负面新闻？”随后，杨澜解释道：“我觉得公众本身就有知情权，无论是慈善机构也好，公众人物也好，既然在做事情就要面对别人疑问。有的时候这种疑问并不是一种非常友好的方式提出来，但是你要必须把事实说清楚。”

　　在发布会现场杨澜表示，成为大使后，自己将会帮助特奥运动员筹款。

　　“不做事也不会引来争议”

　　蓝月亮荧光剂事件、达芬奇家具事件、“卢美美”事件……杨澜都被或深或浅地卷入其中，引发公众的质疑。

　　“对于我来说，我认为有事的时候就要把事说清楚，最重要还要做事。有时候你会想还不够忙吗，干吗非要做事，你不做事也不会引来争议。我自己认为在做事当中所得到的一种非常执着的快乐是非常有价值，我会继续做下去。”杨澜说。

　　这些新闻发生后，杨澜说自己还是蛮淡定的。“我觉得时间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就算一时间有些人不理解，就算个人受了一些委屈，但是事实都摆在那里，我觉得只要把话说清楚，说明白，其实大多数人还是会理解和公平来看待的。”杨澜说，对于自己来说，她反而觉得公众对于慈善机构也好，参与慈善的个人也好，有了这些疑问，其实是过去若干年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知情权的爆发。

　　在这些事件爆发后，也有一些网友用了一些夸张和不理性的言辞，杨澜认为：“这样一个爆发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必然要爆发出来，从它的结果来看，如果它能够促进中国慈善从制度到机构和透明度、自律，不断向前发展的话，我觉得这是好事。”

　　杨澜称，如果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后，再回头来看，因为当时有郭美美等一系列事件而促进了中国慈善加快立法，也是一件好事。“中国慈善必须面对公众疑问，尽快公布他们的账单，增加透明性，要告诉公众这个钱花在哪里，这不是一件好事吗？我是比较积极的来看待这个事情。”杨澜说。

　　“慈善应该有立法和规范”

　　杨澜说，她一直以来都想推动中国的慈善立法，郭美美事件爆发以后，公众对慈善的质疑就像打了一个催产素，因为中国的公益和慈善事业其实一直在酝酿着一种改革。

　　杨澜也参与一系列的国际公益慈善，她认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必须尽快加以改进，才能够获得公众信任，才能吸引更多普通公民参与。“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在立法层面上，我们现在很多规范是粗线条，不精准。大家对怎么样评价一个慈善机构透明性，有效性，都存在人云亦云，五花八门，应该有立法和规范。”杨澜说。

　　在过去的四年中，阳光文化基金会一直在资助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为中国非营利机构高层管理人员提供能力培训。“我们慈善机构，由于过去很多慈善机构运行人员往往来自国家机关，或者学校等等，在管理方面培训普遍都非常不足。所以我想慈善机构自身能力建设也是一个当务之急。”杨澜说。

　　在公众中到现在还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慈善就是捐款，是有钱人的事情，是明星作秀的事情，“这些观念都不对，媒体有一种责任把更加健康、更加正确的理念能够传播开来，那就是慈善是人性当中非常自然存在的事情，只是我们需要有更加好的渠道，把这样的爱心抒发出来，发散开来，传播开去。”杨澜说，就像特奥运动，在全球无论是志愿者招募计划、参与过程、培训等都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手册和践行的程序。

　　“像我们来参加特奥活动，包括去雅典参加特奥运动会，我们作为志愿者所有路费都是自理，不需要他们掏一分钱。大家不仅仅看到是一种质疑、问题、不信任，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共同建立起一个更加相互信任的社会和更加慈善的机制。”

　　“慈善允许犯错”

　　在过去的五年中，杨澜说自己将近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做与慈善相关的事情，可能是为不同慈善项目或出力，或策划，或者在身体力行去做。

　　“如果回顾一下过去，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一开始对慈善的理解就是捐钱，咱捐，捐完让别人去做，后来发现做也天壤之别，同样是捐100万最后实际怎么样我们真的探究过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学习过程。”杨澜坦言。

　　去年10月，阳光文化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联合举办了巴比慈善晚宴，当时，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给杨澜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盖茨对她说：“你们要准备好犯错机会，没有一个人会保持每一个慈善项目都是成功的。”比尔·盖茨说到，他虽然在非洲疫苗工程方面取得了很不错的进展，但是他在改革美国中等教育方面就遇到很多质疑和困惑。所以，现在盖茨基金会每年都会拿出一定比例基金，这个基金是作为试验性基金，会尝试投资不同慈善项目，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失败。

　　“当你能够有一种学习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面对慈善，才可能是一个更踏实、可以走的更远的事情。另外我觉得过去我可能没有意识到，我觉得做慈善就是出自于一个好心，好心难道会还没有好的结果呢？其实证明不是这样的。”杨澜说，她在展开慈善活动的时候，听到一个案例，就是美国有个慈善组织帮助孩子进行阅读，有一个慈善家说给你几百万扩大你规模，结果过了几年之后把这个慈善机构做死了，“因为他们的结构，他们的团队，他们的能力根本不够来处理这么大笔捐款，所以有的时候好人办坏事。”

　　杨澜还认为，慈善是不问动机的，慈善可以有任何动机，公众的注意力应该放在选择什么样的项目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上。

　　■对话

　　《公益时报》：做慈善让您生气吗？

　　杨澜：也有生气的时候，好像我们整个这种法律进程特别缓慢，记得我在8年前那个时候，大家就普遍在探讨《慈善法》立法问题，我们现在遵循的几个慈善机构的运行规则还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定的。比如曹德旺先生要捐30亿股权能不能捐，涉及多少税，还有牛根生想捐怎么样获得证监会许可。我们遇到那么多正在发生的事情，却因为我们制度滞后影响整个慈善发展速度和规模，在这个方面进展太慢了。

　　《公益时报》：是什么原因促成您成为特奥大使的，在成为大使之后会做哪些工作？

　　杨澜：跟特奥运动结缘是在2006年，当时联合国总部举办一个国际特奥会的宣传活动，在那次活动上我认识了国际特奥会创始人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女士，给我一个很大震撼。

　　特奥会主席对我发出邀请的时候，我就接受了这个邀请。我也知道这一个称号也意味着我要投入更多时间来支持中国特奥运动员，同时和国际的特奥运动进行交流，也让他们了解到中国智障人士社会地位改变和他们融入社会的能力。

　　《公益时报》：您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关注过智障人群，您觉得大家应该怎么样帮助他们？

　　杨澜：有关注过，其实我有一位亲戚的孩子，他虽然不是智障，但也是因为脑部神经受损致使行动能力受损。其实他非常聪明，会打电脑，会写小说。我觉得每次在他身上都会感到一种出乎意料的能量和一种聪明才智。所以，我们常常会低估了别人，以为我们才是最正常最健康的，其实未见得是这样。

　　在中国，有几百万家庭每天要面对这样的事情。我采访过中国一位音乐家，他孩子患上唐氏综合症，却有一种特殊本领，能够用绘画方式表现音乐。其实，我想说不要小看他们，给他们机会，更应该平等尊重他们的人格和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