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基会找“婆婆”自揭家丑

　　5月24日上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租用的会议室里好不热闹，中国红基会从理事长到秘书长一干高层全部到场，但他们只是作为红基会工作人员列席的；会议真正的主角是中国红基会聘请的22位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以及10名社会监督员。

　　社会监督委员会是红基会在两年前开始试点的，由于其超然于红基会外，同时又有对红基会监管的权力，被称作红基会的“婆婆”。两年过去了，委员会向社会公布了一份厚厚的报告，其中不乏红基会资助、运作项目中的违规之处。对于“婆婆”们的“自揭家丑”，红基会理事长郭长江表示：“通过这些甜蜜的负担，希望能够让公众了解我们，监督我们，正确认识公益组织，维护社会各界对公益事业的支持热度。”

　　“我们监督委员会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作秀的，是帮红基会搞危机公关的？还是要建立一种社会监督的机制？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是真的！”

　　——徐永光

　　缘起 志愿者钻空子截留善款

　　据了解，红基会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源自于2009年小天使基金的志愿者欺诈事件。马书军是红基会小天使基金的志愿者，他的儿子于2005年被诊断患有白血病，此后，他曾在天津街头行乞8个月。经媒体报道，有好心人通过红基会定向捐助给他30万元。获得帮助后，马书军成为了小天使基金会的志愿者，从2006年到2009年，在帮助其他白血病患儿申办小天使基金救助款的过程中，他通过提供虚假就医票据等方式，将红基会发放给白血病患儿的部分救助款归为己有，共非法占有25万余元，涉嫌诈骗罪。

　　马书军事件发生后，社会上对中国红基会的管理提出了质疑。为了弥补管理上的漏洞，2009年7月，中国红基会决定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来自政府、监察、审计、法律、媒体、学界、捐赠人、非营利组织等的20余位代表组成，独立于红基会自身的办事机构，下设社会监督办公室，聘任社会巡视员在各地独立监督视察项目，并委托第三方对公益项目进行效果评估。由此第一个基金会“体外监督机构”产生了。

　　据红基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最初的制度设计层面，中国红基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是一个红基会体外机构，监督委员会聘请社会监督巡视员，对中国红基会实施的公益项目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巡视。巡视员属于志愿者性质，不领取报酬，但在监督巡视工作中发生的差旅费用和必要的工作成本则由中国红基会承担。

　　构成 大部分是能“放炮”的人

　　这个监督委员会目前共有22人，基本都是圈内“大腕”，其中既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媒体界，如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周瑞金、科技日报社总编辑陈泉涌、新华每日电讯副总编辑方立新等；另外还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公益学界、政府部门以及立法机构的人士，如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PO研究所所长康晓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王名、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处长朱卫国等。仔细分析这份名单可以看到，徐永光、康晓光、杨团、王振耀等都是经常在媒体上直言“放炮”的公众人士。

　　对于人员构成，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南都公益基金会徐永光表示：“我们监督委员会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作秀的，是帮红基会搞危机公关的？还是要建立一种社会监督的机制？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是真的！如果是假的，我不会来。我认识的，我比较了解的几位，也都是在各个方面疾恶如仇，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绝对不会来这里作假的。红基会请我们来也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

　　相对于监督委员们，巡视员则大多是专业人士，其中有大型公司的审计人员、房地产企业的工程人员、跨国公司的工程师以及退休的公务人员。

　　成果 发现项目资金挪用等问题

　　在当天的会议上，由监督委员会和巡视员组成的“婆婆”团确实没有给红基会留情面。在其发布的报告中公布了巡视员在巡视过程中发现的若干问题。

　　2009年8月，巡视组在四川德阳巡视时发现，什邡市红会未经中国红基会同意，擅自将菳华小学项目调整到什邡市马祖镇幼儿园项目。巡视员发现该问题并将其告知红基会后，红基会正式发文，撤销对该项目的资助并收回已拨付的一期资金420万元。

　　2010年2月，巡视员在夹江县黄土镇中学和夹江县木城中心的教学楼工程存在明显的质量问题，在社会监督办公室的督促下，乐山市红会召开了项目整改会议，责令夹江县红会和夹江县教育局认真组织实施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召开现场会，对巡视组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整改。

　　2010年7月，巡视员邓津在对广汽丰田博爱助学金受助大学生项目进行回访时发现，华南理工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的辅导员，事先未经中国红基会和广汽丰田公司同意，自作主张将2个同学的助学金分配给6名同学，事后也并没有将相关情况向中国红基会进行说明。巡视员告知红基会后，红基会分别给两所大学发去公函，指出该做法有违实施协议，违背捐赠方意愿，希望两所学校对所发现问题做进一步核查，对违反协议的责任人予以批评。

　　除了发现问题，巡视员还给红基会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2010年3月，巡视组赴四川通江县营盘村小学检查校舍加固项目时，发现学校没有公厕，操场泥泞，学生没有课外读物，而且没有午餐和热水喝，巡视员当即提出了项目延伸建议，得到中国红基会积极支持，并给予解决。

　　争议 巡视员心有余力不足

　　根据统计，两年时间里，8名巡视员进行了42次巡视和回访，范围遍及全国，共编发了46期社会监督简报进行意见反馈和整改督办，处理社会投诉和咨询约500人次。如此大范围和高密度的巡视，让一些巡视员感到体力不支。

　　2009年，卢静(化名)年满60岁，从国务院某办公室退休，职务为巡视员。看到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招募信息，她报名参与了，不拿一分钱工资，还要去相对贫穷困难的地方，她说原来的工作无法让她看到一个真正的中国，她就想到基层去看看老百姓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

　　在担任巡视员期间，她和另一名同事是一组，一年要跑4到5个项目，1个项目周期为一星期，有的时候，路程就要占据一天的6到7个小时，体力消耗让她有些吃不消，“我是实在比不了年轻人，上不去了”。

　　相对于体力上的问题，还有很多监督方法和方式的争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表示，巡视员一天跑好几个地方确实辛苦，但钦差大臣式的访问，听取一些汇报工作恐怕还是很难深入监督，她建议，是不是还可以让当地的群众参与进来，真正了解实际发生的情况。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则建议充分利用媒体，让媒体发现问题后反馈给巡视员，通过巡视员再去巡视，然后再反馈到媒体，形成一个社会监督的良性循环。

　　现场 投票表决给“巡视员”更名

　　在这次会议上还发生了有趣的一幕。一些委员对监督委员会聘请的“社会监督巡视员”的名称提出了质疑。社会监督巡视员是最初由红基会设定的名称，“巡视员”的名称太具有政府官员下基层视察的色彩，建议直接改为“社会监督员”。而杨团更是指出社会监督委员、社会监督员、社会监督机构应该是一体的，如果把巡视这两个字去掉，社会监督员是一个岗位，社会监督委员也是社会监督员，也属于志愿者。

　　关于是“巡视员”还是“监督员”一下子在会场上产生了争论，徐永光当即主持了投票表决，最终“巡视员”被“监督员”所替代。此外徐永光还指出，报告中关于社会监督员向红基会“汇报”的说法也要改变，“汇报是下级向上级的，我们的监督机构并不是红基会的下级，今后社会监督员发现问题后，应该是‘告知’红基会。” 　本报记者侯雪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