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丹的三十个日夜：达尔富尔的故事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共由三个州组成：北达尔富尔、南达尔富尔和西达尔富尔(以下分别简称为北达、南达、西达)，其中北达州首府法希尔是该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当然，如果那里有经济和文化的话。但是其政治中心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住在北达州长官邸的那些天，州长忙得不可开交，听说正在牵头协调达尔富尔地区和平协议，是实权派和铁腕人物。达尔富尔是苏丹安全局势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其中又以和乍得接壤的西达州最不容乐观。在国际社会上，达尔富尔几乎就是难民营的代名词，难民主要来自边界战争和部落冲突地区。

　　这次我们前往达尔富尔，也主要是为了深入难民营一探究竟。我们到过的难民营包括北达尔富尔的阿布舒克和阿布贾难民营，以及西达尔富尔的阿布扎难民营，这是当地最大的三个难民营，容纳人数分别为5万、3.5万和1.5万。北达州的难民营状况明显要比西达的好很多。难民营里有一定的社会结构，有明确的标志物将偌大的难民营区分成各个区块，每个区块有推举出来的首领，首领一般都是有一定文化素养和一定威望的人。

　　在达尔富尔的时候，我们前前后后进了七八趟难民营，每次回到驻地后发现有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情况，合作伙伴都会尽可能的带我们重新进去。而考虑到难民营的治安现状，每次进难民营，我们都有携带武器的政府武装在前后护卫。按当地政府官员的说法，难民营中的一些人，拿起枪支就是反政府武装分子，放下武器回到难民营就是难民。因此，即便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有着比较强大的政府背景，但在达尔富尔的工作中还是碰到诸多困难。比如，我们常常是被紧张兮兮的州政府安保人员不断催促，从一个调查点“赶”往下一个调查点。翻译甚至吓唬我们说，曾经有欧美人在难民营遭遇冷枪，并用很夸张的口吻，对一副不置可否表情的我说：你别不在乎，那可是真的发生过的！摄影记者常常需要权衡更好的取景角度，或者需要时间等待一个理想瞬间，但身边安保人员的这种焦躁情绪，总是不自觉对拍摄造成一些影响。也因如此，我甚至和摄影师达成某种默契，由我尽可能牵制陪同人员的注意力，不断和他们问候寒暄和进行内容重复的交谈，为摄影师争取更多的时间。

　　可是即便如此，我们在同一个地方逗留的时间也很少能超过15分钟。因此，我们常常没有更多机会与难民营居民进行交谈，无法与难民营首领进行更深入沟通，也没有机会去了解一些精彩画面的背后故事。这不能不说是此次拍摄调查的一个遗憾。

　　还有些医疗点和学校是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独立运营管理的，无论来访者的身份背景，这些地方都要求出示正式的访问证明。因为陪同的州政府工作人员无法提供，说不让进就不让进，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即便如此，也还是要我们写下访问留言，并客气地解释说：对不起，这是我们的规定。

　　就是这样，难民营的拍摄调查工作，虽然有序却躁动不安，虽然遗憾却也超出预期地完成了。

　　无助的命运

　　第一次进难民营时，碰到一群在凉棚下做礼拜的人，看到他们在那里指手画脚、大声地和我们的随行人员说着什么。翻译说，这些人很好奇，问我们是做什么的。随行人员向他们解释了我们的来意，这些人拍着手说，我们不欢迎欧美的人来，不让他们来这里拍我们，但是中国人没问题！我下意识地对着他们笑了笑，他们立即热情地对我竖起大拇指，说：deman、deman！我也很熟练的竖起大拇指回说：miya、miya！这逗得他们一阵大笑。每次我好玩的学说他们的话时，他们总是笑个不停，显得快活无比。那种笑脸，若不是身处其中，你无法想象这是在一个没有水，没有粮食，没有药品，甚至性命都难以保障的难民营里。

　　难民营的每家每户，无论多么简陋，卧室、厨房等都是各自独立的圆形小屋。这所谓的小屋，不过是巴掌大的一块沙地，被斑驳的土墙或者草篱笆围起来而已。围墙一般不到一米高，屋顶都是茅草棚，而这就是他们的家。每个小屋有一个极其狭窄低矮的出入口——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叫门，因为它的确只是一个供人弯腰低头出入、而没有门的出入口。在难民营里，我所看过最奢侈的门，是用废弃食品罐头的洋铁皮碾平后拼接在一起，组成的一扇可关合的门。小屋里又黑又暗，非洲的炽热明亮的阳光，只能通过茅草顶的缝隙或者土墙的裂缝，影影绰绰的投射进屋里。我们听说，这里虽是沙漠，但是每年也有凶悍的雨季，据说那个时候地面上的雨水像河水一样流淌。那个能透过无数光线的茅草屋顶，没有根基的四处裂缝的土墙，屋里一地黄沙的地面，他们，是如何熬过那漫长雨季的呢？

　　我们曾走进难民营的一户人家，一位老妇，一个年轻妇女，表情漠然、神情呆滞地坐在所谓房间的地上，地上铺着一块破旧的毯子，是用来做礼拜的。她们在这里也只能席地而坐，想要起身站起来，屋顶的高度也是不容许的。房间如此低矮狭小，我只能蹲在门口看她们一眼，任凭陪同人员催促着赶往下一个目的地。翻译告诉我，这家里的男人，也就是这位老妪的儿子、年轻妇女的丈夫，已经在战争中死去，家里再没有其他男人。难民营首领还说，这里多是像他们这样的老人和妇孺，成年男子多在战争冲突中死亡，或者已外出打工。

　　我挪到旁边的一个小屋，翻译说这是她们的厨房。厨房？一个碗一般大小的土钵架在一个像小炉子似的东西上面，土钵里面黑乎乎的，空空如也。这就是维系她们每日生存的唯一烹调用具。除此之外，除了那些为吃饱肚子用的盆盆罐罐和盛水容器，这个所谓的家里别无它物。在我们所走过的其他几个家里，虽然也能感受到一些条件稍好或稍坏的略微差别，但是基本差别也就体现在哪家的盆盆罐罐多一点，或者哪家做礼拜用的毯子新一些。这就是他们的所有了。

　　这位老妇和年轻女人对外人的到来似乎视若无睹，在我蹲在门口的几分钟里，连眼神都没有往我身上瞟一下，她们大概对外界的任何动静已经没有了好奇。这时，我的那种女人情绪又开始泛滥。她们本来与这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有平等的生命、相同的七情六欲，可是为什么只有她们的生命就如此轻贱？她们生下来似乎就是为了像蝼蚁一般活着或死去。她们不是出生时在缺医少药的分娩中死去，就是在幼儿时因为饥饿或者缺乏营养而死去；不在战乱中死去，就是在一年一次的旱灾或者洪灾中死去；不是被疾病折磨致死，就是在一天一天的煎熬里等待一个未知的死亡。

　　在与难民营首领的交谈中，我问最需要什么？他们说，田地和打工的机会。这让我吃惊不已，因为我一直以为，就像在所有外面的声音里说的一样，他们要的就是粮食和水，他们只需要救济。但是，如果能认真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们要的，是生活的希望。我记得在首领家低矮茅草房里又小又破的书桌上，看到一本很旧的硬皮英阿牛津字典。我们走访的几户人家，多是在这里居住了3-7年之久。虽然他们都靠难民证去领取每个月的基本口粮，面粉、糖、食用油、食盐等等，但是在这个几乎半定居的地方，我们看到规模宏大的砖窑，那些妇女穿着质地粗陋但鲜艳夺目被称作扫普的服装，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砖窑里取土、烧制。由于原料粗陋、制作简单，这些泥砖在每一年凶猛的雨季几乎就会被冲刷殆尽，即便如此，他们却仍然坚持，虽然希望渺茫，却是盖一所房子的唯一可能。我们看到，在取土后的土坑里，有年轻的女学生在复习功课，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也有成群善跑的孩子，随便一块空地就是他们天然的足球场……。

　　我相信，他们生下来是想奔赴更好一些生活的，不是为了一次毫无意义的死亡。

　　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机会，在难民营里，生存几乎全部来自外界的援助。政治与他们无关，可是他们却因此被迫离开战火纷飞的家园，离开本来属于自己的土地，寄居在别处。难民营里，他们赖以生存的救援，常常因为各种原因变得不可预期，他们只能在生存线上苦苦盼望、苦苦挣扎，几乎没有任何可以选择的机会。这就是他们的命运：不是他们发起了战争，但他们却因此失去家园，失去亲人，失去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直到有一天毫无意义地失去自己的生命。

　　夹缝中的达尔富尔

　　达尔富尔是在2003年的时候忽然成为国际热点的。直到2004年3月，即将离任的联合国驻苏丹的人道主义协调员Mukesh Kapila，把达尔富尔正在发生的事情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从那个时候起，达尔富尔一直受到西方政府、媒体、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这里因此成为最“著名”的难民营所在地。西方媒体反复报道，国际机构纷纷进驻，在联合国有登记的各种组织就达到2000多家，其中一些关注事态发展，一些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甚至有几个专门为达尔富尔问题成立的人权组织。

　　作为苏丹的重要合作伙伴和盟友，中国在此问题上也被卷入其中。诸多机构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对中国进行指责，在这些指责中，中国被描述成对非洲部族进行新殖民的反面角色，还利用自己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多次阻挠通过对苏丹的决议。其中最为恶毒的责难来自西方的一些人权组织，他们声称中国向苏丹政府提供了超过90%的轻武器，并用于打击苏丹政府的反对派，甚至用于维护中国在苏丹的石油利益。虽然按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调查，从2003年到2007年间，中国提供了苏丹8%的武器装备，另有87%来自俄罗斯，但这个指责仍被不少人权组织和苏丹政府的反对派所接受。于是，本身与中国并无关系的达尔富尔问题，成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最受指责的事件，中国政府部门不得不多次进行公开回应。然而，这种责难仍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达到高潮，以至出现众多抵制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呼声，只可惜响应者寥寥无几。

　　当苏丹政府被扣上“种族灭绝”帽子的时候，联合国于2005年1月公布了一份长达176页的调查报告，指出气候变暖和沙漠化是达尔富尔问题的主要原因，虽然那里的确发生了大规模的强奸和对平民的屠杀，但是并不符合种族灭绝的定义。

　　然而，2008年7月，国际法庭的检察官在一些国际力量的支持下，仍以包括种族灭绝在内的十项罪名对苏丹时任总统巴希尔进行调查，并最终在2009年3月以战争罪的名义发布了对巴希尔的逮捕令，而拒绝了种族灭绝的罪名。这是国际法庭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对一个国家总统发布逮捕令。这个决定再次遭到苏丹政府的反对，没有所在国政府的支持，这个逮捕令自然也就执行不了。而更为滑稽的是，在今年4月举行的苏丹民选中，巴希尔以高票顺利当选，使得这一通缉事件更像是一场闹剧。

　　让人遗憾的是，达尔富尔并没有因为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而使当地人的苦难有所改善，反而有人指出，联合国、国际组织、乃至国际法庭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一些做法，明显是加剧了达尔富尔的冲突。

　　达尔富尔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这里，美国的身影不断出现，他们反对苏丹北方政府、支持南方政府，一方面对苏丹进行制裁、另一方面又急于进入苏丹石油市场；在这里也有中国的身影，一方面是为苏丹经济带去巨大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一方面又因此受到国际社会诸多指责；这里有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救援，也有“别有用心”的国际机构——在国际法庭对巴希尔发布逮捕令之后，前后有20多家西方国际组织被苏丹政府驱逐出境，此时的巴希尔宁愿将目光转向中国的NGO，也要坚决抵制一些西方国际组织的进入。而达尔富尔本身，由于南部人口以农耕民族为主，而北方则是游牧的讲阿拉伯语的民族，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发生的大旱，导致北方游牧民族找不到足够的水草，不得不向南迁移，于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掠夺又重新上演。而今日不同以往，此时南方的反政府武装在一些国际势力的支持下得到加强，使得达尔富尔地区南北冲突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具破坏性。

　　然而，无论是美国的制裁，还是苏丹政府对西方救援的不合作，或者是达尔富尔地区自身的南北冲突和部落战争，最后承受这些恶果的，只有那些与这一切最没有关系的普通民众。他们的家园因此不复存在，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从此只能乞求别人的同情与施舍。

　　援助本身也一直存在着诸多问题。我们在难民营多次看到援助食品在难民营市场上售卖。这种发放的不准确性，使得最底层难民得到援助的机会遥不可及；还有譬如援助中过于高昂的管理成本，使得宣传的援助数额和实际援助数额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当地人对此一直感到失望却毫无办法。我们在那里几次听到有人开玩笑说：捐1万美元，最后送到难民手中的只剩一支铅笔。同时，一旦制裁或驱逐发生，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更深的绝望。还有更糟糕的情况便是，国际援助在运输途中，常常遭到武装份子的劫掠，使得这些援助反而成为战争的补给。

　　战乱、饥饿、疾病……，和在绝望中等待，这几乎就是难民营中人们生活的全部。

　　我们在达尔富尔期间各式各样的集会上，不只一次的听当地代表言之凿凿的说：我们不要和西方组织合作，但是我们欢迎中国的NGO过来。还有难民营的首领言辞恳切地说，中国在经济方面给予了苏丹很大帮助，但是在慈善领域的合作方面，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一家中国的NGO去那里。这次我们能过去，他们非常高兴，并又一次强调，他们需要中国的NGO！然而事实上，我们在难民营可以随处看到有美国星条旗的各种罐头盒和粮食包装袋，一些西方机构援助的医疗点和学校，管理相对完善且人性化。可是为什么他们会对这些视而不见，却发出质疑的矛盾态度？我想，至少有一种原因：在各种国际力量交织的夹缝中，纯粹的救援离他们如此遥远，他们怎么也看不清各种援助背后的故事，于是在一次次的盼望和失望中，终于感到无所适从，最后竟不知该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何方。

　　作为应以中立客观形象示人的NGO，我们本不必过于深究达尔富尔背后的各种政治较量和经济企图。但是，处于这夹缝中的达尔富尔，那里无所适从的达尔富尔人，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虽然面对他们深重无边的苦难，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但我们仍希望，可以竭尽所能，用最有效的方式，为他们的生活带去哪怕是一点点的改善，为他们的命运带去哪怕是一点点的希望。（摄影：郭铁流、高铭；文章作者系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徐凡，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