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辩密码与人权保障”研讨会在京举行

　　4月17日上午，《方圆律政》杂志主办的“刑辩密码与人权保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部分企业家以及优秀刑辩律师近百人参加了会议。以刑辩业务享誉律师业内的田文昌律师和他的“京都刑辩八杰”出席了研讨会，并对刑辩密码做了精彩解析。

　　中国知名的刑辩律师数量并不是很多，且往往分散于全国各律师事务所中，像京都所这样，一个律所拥有八名优秀刑辩律师的几乎仅此一家。而且，这八名刑辩律师大多不是成名后汇集于京都，而是由京都所主任田文昌律师全力培养而成就今日局面。“京都刑辩八杰”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或许开创了中国律师培养模式的新尝试。田文昌则说，中国的律刑辩律师需要提升、需要鼓励、需要发展、需要宣传，更需要培养。

　　田文昌：中国刑辩律师急需职业训练

　　在致辞中，田文昌首先对现阶段的中国刑辩的整体状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很多新型的、刚刚出现的律师业务被称为高端业务；相对比而言，刑辩业务是不是就成了低端业务了呢？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新型业务不等于高端业务，律师服务于高端技术产业，不等于说，他的业务就是高端的。高端和低端的说法，其实反映了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田文昌认为，刑辩业务是律师最传统、高难度的业务，同时也是律师业务当中最难做的一种，它对律师素质的要求也是最高的。但目前，中国刑辩律师的职业培训、基本训练严重缺乏，所以刑辩律师的能力、技巧非常欠缺。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律的培训目前还停留在教授讲课的单一方式上。与理论知识的再教育和提升相比，律师的基本的、正规的职业技能的培训和锻炼更为重要。但这个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律师的过错。中国律师只有30年的发展时间，无论如何没办法跟国外几百年，甚至千年的律师发展史相比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律师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更要加强自我培训。

　　田文昌还认为，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以及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规范化发展，控辩双方的关系正逐步实现，也应该实现理性化对抗。控辩双方只有各司其职，才能够真正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徐鹤喃则认为，现在中国司法制度的根本问题不是立法的问题，而是诉讼结构的问题。学者们从诉讼法或者实体法的角度提出了很多刑诉改革方案，但如果辩护职能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的话，各种方案的改革都不会太成功。所以，律师的辩护职能弱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改变现状呢？徐鹤喃认为，中国律师辩护的问题是“道”的问题，而不是“术”的问题，即我们首先要大力发展律师行业规范和行业伦理。

　　京都八杰：如何实现有效辩护

　　在随后的研讨中，“京都刑辩八杰”从不同的角度，对刑辩律师如何做好有效辩护，畅谈了自己的执业经验。

　　什么是有效辩护？曹树昌认为，有效辩护就是通过刑事辩护工作，实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最大化。那如何才做到有效辩护呢？曹树昌举例说明了刑辩律师如何培训自己的有效辩护能力。

　　曹树昌说，要把案子做好，道理很简单：用心、细心，有责任心。比如，有些律师到法院取阅卷宗，往往只复印一部分，翻看一下，认为没有用的就不印了。曹树昌不赞成这种做法：“我们要求京都所律师要复印全部卷宗材料，连卷皮都要印。什么叫有用，什么叫没用？凭着当时看一眼，就断定材料有没有用是靠不住的。事实是复杂的，有些材料也许当时看起来没有价值，但是带回来再看看，结合其他材料看，也许就会发现很多重要问题。所有材料都要反复看、仔细研究。这既是个工作方法的问题，也是个责任心问题。”

　　又比如，律师要做好沟通工作。刑辩律师的沟通包括与法官、被害方的沟通，甚至包括同检察官的沟通。一说到和法院沟通，可能有些人会误解成私下接触。其实，沟通本是中性词汇，沟通的目的是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对方，曹树昌认为律师通过加强跟法官、检察官的沟通，让法官准确了解、理解自己的意见，有利于案件信息传递的平衡，会起到良好的作用，从而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金杰从刑辩律师如何规避职业风险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刑辩律师的风险最主要的是刑事责任风险。由于风险的存在，很多刑辩律师不愿意取证；不少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几乎不取证。对于律师如何规避职业风险，金杰认为，律师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保护自己，办好案件。最重要的，我们期待立法能够完善刑辩律师履行庭审责任的豁免权制度。如果不从制度上着手，仅靠小修小补，律师执业风险是很难避免的。而在立法出台前的现有条件下，刑辩律师自己则要练好内功，在增强取证的合法性、规范性和技巧性上下功夫，才能有效规避风险。

　　理性与激情，在王九川看来，是刑辩律师的必备要素。王九川说，刑辩律师一定要保留一定的激情，而激情状态保持的关键在于分寸的把握，即这种激情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在展示的时候，要根据现场的气氛和现场的环境掌握好度；法庭是一个类似于会场的场合，虽然不是演讲的地方，但是也要借鉴一些演讲技巧。

　　对于理性，王九川认为可从两方面理解：学会理性地思考和理性地表达；这是律师的基本功。理性思考和表达的核心就是要有严密的逻辑性；但要做到理性地思考、理性地表达，最重要的是要在台下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到了法庭上则要冷静，不能丧失理性判断；律师在任何场合，都要能够把控自己。只有在冷静的情况下，律师才能有清晰的思维，才能做出很适合那个场合的表现。要做到把握理性与激情，王九川认为，从根本上说，需要律师真正热爱刑事辩护事业、有正义感、有责任感。

　　朱勇辉则从澄清公众对刑辩律师工作误解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律师是为坏人说话”的说法，朱勇辉的回答是，律师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法律规定的律师职责；这一职责要求律师的工作表现，在形式上就是要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说话。

　　对于“律师整天跟公检法对着干”的说法，朱勇辉说，因为控辩双方职责不同，工作角色不同，律师就是通过与公检法“对着干”的形式来完成的自己工作的——律师的任务就是要挑出公检法可能出现的错误。

　　对于“律师没有自己立场，收谁的钱就为谁说话”的说法，朱勇辉认为，律师辩护要独立于法律之外的一切因素的干扰，律师只对法律和当事人合法权益负责。律师收取当事人的代理费是依照法律规定；如果律师不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而说话，他就不是律师了！所以说，律师的确没有自己的立场，而只为法律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说话。

　　柳波则认为，法庭刑辩的三大法宝是证据、事实、法律。律师要使用好这三大法宝务必要严谨务实、吃透案情、攻防兼备。柳波建议，对于即使是对辩方不利的辩点，律师也不要回避，要有机、适时、综合地应用三大法宝，既证明辩方的观点，又反驳控方的观点，既证明辩方的反驳，又反驳控方的反驳。这样才能达到辩护的最佳效果。

　　梁雅丽则对京都所“平和、主动、充分”的执业箴言进行了自己的解读。

　　为什么要平和？梁雅丽认为，律师要清楚，自己的法庭任务是要摆事实，讲道理，帮助法官把事情查清楚；所以当律师可以用最简短的语言、最准确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一定不要冗长、拖沓。主动，比如说对于证据，律师务必要做好庭前准备工作，以及时抓住关键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在庭审中，律师要围绕控方举证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质辩，不要盲目地自说自话。另外，律师的主动还体现在，要学会有效地利用控方所提供的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充分，则主要体现在质证阶段，律师要对证据进行有效、充分地考量。 文/方圆律政  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