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站如何才能阳光“救人”

　　被指“对外贩卖智障工”的四川渠县救助站基地负责人之一、运送股股长杨军义，日前已被刑事拘留，救助站站长也被停职检查。(12月22日《羊城晚报》)

　　曾几何时，改收容遣送为救助，改强制为自愿，撤销收容遣送站，改建救助站，人们曾乐观预期，随着救助站取代收容遣送站，因收容遣送体制弊端而导致的悲剧将不再重演，流落街头的弱势人士可在自愿的前提下，从救助站得到必要的帮助和救济。

　　然而，渠县“智障包身工”事件为全社会敲响了警钟：并非仅仅更换一个名称，救助站就能真正发挥“救助”的法定职能，如果管理体制、思路上的痼疾不除，个别救助站未必真的去“救助”，一旦不幸如此，这类“走样救助站”头顶上的“救助”光环，反倒会成为它们不法行为的保护色、护身符，让社会、舆论和公众更难及时察觉个中黑幕。

　　加拿大的经验是，温哥华这样的城市有几十所救助站，有些是政府部门设立的，有些则是民间组织、机构承办，但不论姓公还是姓私，其管理都是透明的，不仅财务公开，大门敞开，而且内部经营、管理往往是义工唱主角，每逢重大节日或极端气候，救助站展开大规模行动，都会在媒体上及时公布。

　　此时，不但义工云集，捐赠品剧增，也会吸引更多媒体跟进关注。这种透明、公开、全社会参与救助的模式，不但可以有效监督救助站的运营，防范可能出现的黑幕事件，更可以节省开支，减轻政府和有关方面负担，还可打消社会上对救助站性质的疑虑，从而让救助站真正发挥救助职能。

　　尽管国情有别，但国外的做法，可以为中国救助站体系的规范、完善，提供有益的镜鉴，即在救助站的管理上，必须贯彻社会化、透明化和受救助自愿的原则，把救助站的大门对舆论、公众敞开。这不仅能有效防范黑幕现象的出现，防止救助站功能的异化，更可以把救助工作变成全社会、全民共同的慈善事业。

　　人们关注渠县事件的处理结果，希望正义得到伸张，责任人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与此同时，更应关注救助站体系本身，使救助站杜绝黑幕，真正发挥“救助”职能。要知道，社会化、透明化的阳光，可以避免更多“智障包身工”式的悲剧重演。     (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