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公民精神成长记录

　　11月21日，上海大火后第7天，上海的胶州路上，千疮百孔的大楼前堆积出一片哀恸的花海。成千上万的上海及外地群众自发来到这里，鞠躬，献花，默哀。从早到晚，络绎不绝。

　　“这一次，他们用一种和平、坚定的力量，以其自身公民力量的觉醒真正雄起，我开始有些骄傲，为这些人，非其他。”一位观察者在《2010，上海之变》中这样写道。

　　事实上，在2010年很多公共事件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公民意识的强烈萌动，看到公民理性的力量。

　　城市之变

　　《新世纪周刊》记者赵何娟是《2010，上海之变》的作者。她说，在上海这次大火后，她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此前，她的脑海中刻满了“上海人不够大气”、“上海男人太精致”、“上海女人太拜金”之类的印记。但这一次，她却在上海人的平和之中看到了一种精神，一种力量。

　　“大火后，我每天晚上都会去现场，倒不一定是采访，只是去看看，去听听人们怎么说。”赵何娟说，那段时间，三五成群的上海老人，聚在一起，也夹杂着一些年轻人，他们在那里讲述历史，讲中国式民主，讲中国的倒退与进步，讲人的本性。

　　“头七”那天，鲜花铺满了胶州路，覆盖了火灾后的焦味。那一天，赵何娟再次被“这次感觉挺带劲的”上海市民所感动，“我自己也很想哭”。

　　她观察到了一些细节：一位上海老人站在大楼对面人行道的台阶上，振臂一呼，大声质疑政府的政绩工程和救援不力，逐渐集聚过来的群众中不断响起掌声。一个交响乐队自发前来，默默地合奏一曲，优雅地离去。一些人手捧大把鲜花，轻轻地为路过的人递上一支。

　　在这次致哀中，赵何娟也感受到了秩序之美，数万群众井然有序地排队献花，没有人喧哗，没有人吵闹，没有人嬉笑。“市民表面的平和与内心对合法权利的坚持，越来越成为这个城市的一种性格。”

　　相比之下，深圳的性格要张扬一些。

　　6月27日，一项名为“深圳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履职瓶盖瓶底排行榜”的榜单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关注。虽然榜单的名字有些娱乐化，但内容却很实在：

　　几位普通市民组成了民间观察组，根据2008~2010年深圳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提出的建议、议案和提案进行了统计，数量最多的代表和委员排在“酒瓶”的最顶端，登上“瓶盖”排行榜，数量少的排在瓶子的最底部，进入“瓶底”排行榜。这份榜单的原始数据来自深圳市人大、政协和政府网站。

　　据这个观察组整合的数据，在2010年两会期间，深圳的407名人大代表中，自己没有提出、也没有和其他代表联名提出建议或议案的有73名，498名政协委员中有60名。

　　榜单还显示，从2008年以来，深圳市人大代表人均建议议案数量在逐年下降，今年代表名额增加了70名，但建议或议案数量并没有增加。

　　虽然是一份纯草根的排行榜，其娱乐化的形式和“以数量论英雄”的排行方式也备受争议，但这种举动却出乎意料地受到了来自学界和舆论界的普遍赞誉，甚至被视为是深圳公民意识不断增长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确实，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之地，深圳居民的权利意识和公共意识更为张扬——竞选人大代表、设立“人大代表接访室”、网友因发表《深圳，你被谁抛弃？》而被市长请去对话、申请并促成政府公开部门预算草案等，都是深圳“特色”。

　　2006年从美国归来定居深圳的吴君亮，自回国起就坚持不懈地向各级政府提出查看预算案的申请。2008年5月27日，他接到了深圳市财政局的电话，同意他们查看并拍摄深圳市政府2008年度的部门预算草案，他因此被称为“预算公开凿冰人”。他今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深圳的预算执行情况，比前几年好了很多。

　　或许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才会有深圳市民在一封“写给2040的深圳”的信里这样憧憬：“在市民中心的广场上，不时有人发表慷慨激昂的竞选演说；在基层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上，有代表勇敢地站出来对工作报告提出质疑；所有工作、生活、打拼在这个城市的居民不再有身份的歧视，大家统称为公民……”

　　围观即参与，转发即表态，求证见真相

　　140个字的表达，在微博诞生后变得非常有力。

　　这种力量，一定让双双被免职的江西宜黄县委原任书记邱建国和原任县长苏建国印象深刻。

　　9月16日7时10分左右，《新世纪周刊》记者刘长接到宜黄拆迁事件当事人钟如翠的电话，称她和妹妹钟如九计划乘飞机前往北京，当她们领取登机牌的时候，宜黄的十多名干部赶到现场，阻止她们登机，然后她们被带进机场内的公安局办公室。

　　7时39分，刘长发了一条微博。8时左右，《凤凰周刊》记者邓飞接到刘长打来的电话，他希望邓飞将此信息传递给尽量多的媒体以跟进采访。

　　8时11分，邓飞转发刘长的微博。此后，不到一个小时，这条微博已被转载近千次；当天上午，这条微博已被转发2700多次，并获得了1000多条评论。

　　接下来，邓飞又根据刘长告知的新情况，连续发微博，对动态进行了跟进。随后的3个小时里，他一共发了20多条微博，其中9条以《昌北机场女厕攻防战直播》为标题，实时直播了昌北机场的情景。

　　“我看见‘转发’和‘评论’的数字开始翻滚。”邓飞说，“微博的作用不只是所谓的围观，很多网友会想办法找到当事人的电话等进行询问、质疑，形成了一种舆论压力，这就对公权力进行了有效的监督。”

　　事实上，确实有无数个电话打往江西各级政府部门，甚至还有人给带队堵人的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发短信表示抗议。

　　次日，全国数十家媒体跟进报道了钟家姐妹在机场的遭遇，宜黄的部分官员很快被问责处理。由于微博直播，原本可能被掩盖的事实，成了备受公众瞩目的公共事件。

　　2010年被视为中国微博元年。互联网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微博带来了一场信息传播革命。微博让公民的知情权、评论权深深地揳入社会各个层面，尤其是公共事务领域。“围观即参与，转发即表态”；“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等口号已经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公民记者”得以涌现，微博为公民的诉求表达增添了新的力量。

　　事实上，因微博围观、转发、求证引发的还有许多公共事件：到处推销成功学的“打工皇帝”唐骏，因在微博上被质疑而深陷“学历门”；知名学术打假人方舟子，因首先在微博上发布自己被袭击的消息而获得关注。此外，在“我爸是李刚”事件、“复旦大学黄山18驴友”事件、“吴忠警方跨省追捕”事件中，微博也是信息传播和公民参与的主要载体。

　　如果不是微博，青岛四方区拆迁户王国栋的人生或将呈现出另外一种图景。

　　“之前我真的穷尽了各种法律救济措施，还是看不到任何希望。”注册微博账号两周后，12月6日晚，深感绝望的王国栋拿出汽油，在微博上留下“我爱这个国家，但它不容我了”的遗言，准备“誓死捍卫家园”。

　　令王国栋意外的是，该条微博迅即被转发了7000多次，短短2小时内，陌生的劝慰电话、短信不断。有网友说：“不用谢，帮你就是帮我们自己。”

　　在多方劝解下，王国栋最终打消了自杀念头。随后，得益于众多网友、媒体以及知名学者的介入，当地政府决定暂缓强拆。

　　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微博使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新进展成为可能。据调查记者王克勤透露，这一案件最初是事发大学的学生用微博向他发私信求助，后来又源源不断地向他传送信息，才使他得以完成这次艰难的采访。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认为，在微博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这开辟了一个公民表达、参与和互动的新场域，“毫无疑问，微博是很有利于培育现代公民意识的”。

　　宜黄事件中“机场攻防战”的主角之一、22岁的服装销售员钟如九也开通了微博，这位以前只会上网听歌的“网络菜鸟”表示，要“跟大家一块儿成长，推动社会一起往前走”。

　　理性和建设性的个体表达应受到管理部门的充分尊重

　　2008年年底，26岁的河南南阳青年王清向全市181个行政部门提请了政务信息公开申请，仅收到18份回复。不仅如此，他还陷入困境，不断接到骚扰电话，甚至有人怀疑他是不是间谍。

　　到了今年，这种信息公开的申请，已经成为普遍的“公民行动”。各地各级政府部门开始收到越来越多的类似函件，要求公开预算，公开“三公”经费，公开公车数量，公开公务员收入……

　　公民力量的成长，也有赖于公民意识的觉醒。这些人站在公民的立场上，运用合法手段，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动起来，去推动公权力的公开透明与公平正义，展现出力量。

　　叶晓静是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12月21日，为了解北京市公务用车的确切数量，她向北京市公安局、财政局、交通委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这是一个公共事件，涉及公众的切身利益，我认为必须要公开。”叶晓静说，“尽管我买不起车，但我一样关注买得起车的人的权利。申请必要的信息公开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权利都是自己争取来的。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公权力可能会不断膨胀，私权也因此受到公权的侵占。”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认为，理性和建设性的个体表达及权利维护，应受到管理部门的充分尊重。

　　贾西津说，政府部门应在日常管理中，更多地纳入公民表达和参与的因素，不能看到类似的要求，就认为是对自己的质疑或挑战，从而采取躲避压制的态度。“应该看到这些表达往往比较平和、理性，也通常是合法的诉求。这样的诉求得到良性呼应多了，抗争性、冲突性的诉求就会少了。”

　　贾西津认为，表达理性很重要。现在，媒体和网络正在公共事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个平台如何不至陷于无序埋怨、谩骂，而是理性表达声音，将体现公民参与事件的成熟度。(本报记者 叶铁桥 邢婷 田国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