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消贫奖成就奖候选人：王郁昭

　　王郁昭——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农村改革的先行官

　　王郁昭，山东文登大水泊镇方池泊村人，1926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先后任天福山区中心小学校长、区抗日救国会会长；威海市区文教助理、市政府教育科科员、市武工队第一副教导员。1948年随军南下，曾参加过开封、豫东、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1949年安徽芜湖解放，任该市军管会文教部军代表，后来一直在安徽高等院校工作，除担任领导职务外，始终在第一线教学。“文革”开始后被打倒，关进“牛棚”三年，1969年全家被下放到淮北当农民。 

　　1970年初，王郁昭结束改造，被派到全椒县工作。在全椒五年，王郁昭深切地了解到农民的疾苦和期盼，积累了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使这个全省的后进县变为先进县。 

　　1975年，王郁昭调到滁县地区工作，先后任革委会主任、副书记、书记。他认真贯彻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落实按劳分配原则，尽可能让农民多分配一点。他还支持群众种好自留地，搞好家庭副业，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977年上半年，王郁昭组织300多名干部，深入到400多个生产队开展调查研究，向省委写了一份《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时隔不久，万里同志到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看到这份报告后，立即批转给各地、市委。指出“滁县地区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这个问题很值得引起各地重视。报告所提的意见，可供各地参考。”这是万里到安徽后批转的第一个报告。此后省委负责同志又亲自到农村调查，在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决定》，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震动，受到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1978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重要文章。1978年，安徽遭受到历史罕见的特大旱灾。9月初，王郁昭主持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自救和秋耕秋种。 

　　会上，一些基层干部公开了他们的“秘密武器”：一是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的包产到组；二是天长县新街公社的棉花包产到户；三是来安县广大公社的干部岗位责任制，年终时按各项生产指标实行奖罚的政策。这些办法在当时还属于“禁区”，只能暗中进行，但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大旱之年全面增产。会后王郁昭向万里详细汇报了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抗旱救灾的情况，以及三个“秘密武器”发挥的作用。万里非常重视，要王郁昭对这三个典型作详细调查，并向省委写出报告，支持扩大试点。滁县地委将三个调查报告印发全区，要求各县先在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进行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文件下达后，各县纷纷要求扩大试点范围，许多社队争当试点，不是试点的社队也自发地搞了起来。到1979年3月，滁县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达68.3%。1979年，一部分生产队暗中搞起了包产到户，其中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首创了“大包干到户”，简称“大包干”。为进一步了解小岗生产队和风阳其他公社的情况，1979年秋，滁县地委在凤阳召开了三级干部会，除参观了包干到组的岳林大队、后杨生产队外，王郁昭还特地组织县委书记和地区各部委科局以上干部到小岗生产队，开了个不讲话的现场会，从西到东挨家挨户看，看群众家的粮囤子、同群众交谈，大家受到很大的震动。 

　　1979年的实验结果是，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有12户粮食超过万斤，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社员收入比上年增长6倍。从1957年起23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和油料，分别超额6倍和80倍。邓小平说过：“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这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由此吹起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春风、奏响了中国改革开放优美的乐章。1980年初，在省委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王郁昭作了《顺应民心，积极引导》的发言，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给大包干报个户口，承认它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他说：“劳动者的积极性高与低，是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标志，实践证明大包干到户责任制，是让农民穿上‘合脚鞋’，因而中国的农业才能跨大步。”万里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大包干责任制终于在安徽省报上了户口。但这是地方户口，只能在安徽省通行。 

　　虽然“大包干”得到安徽省委的承认，但是并没有完全达到共识。1980年春，万里离开安徽调中央工作后，围绕大包干的争论在全省乃至全国展开。有的说包产到户不是方向，县以上领导干部头脑要清醒，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犯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错误。受这些舆论的影响，全省农村改革的形势急转直下，有的县急急忙忙下禁令不许搞包产到户，搞了的要限期收回。王郁昭心情十分焦虑，但他依然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正值关键时刻，省委领导给他看了还没有公开发表的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内部谈话。这个谈话在中国农业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指明了方向。王郁昭振奋不已，迅速向各县委书记作了传达。在邓小平谈话精神指引下，滁县地区的大包干责任制更加迅猛地向前发展。虽然邓小平支持了“大包干”，但是在1980年8月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除了滁县、六安地区外，基本上是“一边倒”，形成了对“双包到户”的围攻之势。王郁昭挺身而出慷慨陈词，他列举了来安、定远、凤阳等县实地调查的数字说明，增产最多的是双包到户，次之是双包到组，平产或减产的是坚持“大锅饭”的生产队。他的结论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恳切要求上级领导支持滁县地区继续发展“双包到户”。最后他激愤地说：“我已准备被撤职，但问心无愧，对得起党，对得起老百姓。”当时全场气氛紧张，鸦雀无声。小岗之风是强劲的。 

　　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通知，接着198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给双包到户上了户口，明确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生产责任制。由此"包产到户"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到1983年全国“大包干”的生产队达到了95%以上，成为中国农村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 

　　中国农业的第一步改革，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不仅促进了农业大增产，也节约了大批劳动力。王郁昭又敏锐地认识到进行农村第二步改革，发展商品经济势在必行。1982年，王郁昭调任安徽省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当时安徽的乡镇企业发展相对落后，全省乡镇企业当年的产值只有19亿左右。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根据阜阳、巢湖等地的经验，较早地提出了户办、联户办、村办、乡(镇)办的四轮驱动的方针，强调抓“三专”(专业户、专业村、专业经济小区)，"两厂"(家庭工厂、联户工厂)，发展区域经济，把发展乡镇企业植根于农民群众的家庭经营之中，把千家万户作为发展乡镇企业的动力源泉。安徽在进一步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把农村第二步改革的重点集中在乡镇企业发展和对农贸市场、专业市场的培育上。到l985年全省农村已有专业市场580多个，围绕专业市场从事饲养加工的农民84万多人，从事市场购销人员74万多人，成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1987年秋，王郁昭调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他以更广阔的视野关注农村改革和发展。80年代末，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形成声势浩大的“民工潮”。这种现象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众说纷纭，反对者居多。王郁昭却指出，农民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没的宝贵资源而不是包袱。为此，他发起并经民政部注册批准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被选为第一任会长。他积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工程奔走呼号，先后发表了《农民充分就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民打工创业的两个飞跃》等论文，有多家报纸和杂志予以转载。他高兴地说：“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完成之时，也就是我国四个现代化成功之日”。上世纪90年代后期，王郁昭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会长。中国扶贫基金会是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成立以来，筹措并投入扶贫资金9亿之多，先后组织实施了小额信贷和农户自立能力建设项目、母婴平安、新长城--中国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天使工程和紧急救援项目等一系列工程，直接帮助200多万贫困群众走上自力更生、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