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农民工：挑战社会排斥

　　1980年出生的年轻人，如今已至而立之年。他们以及紧随其后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已经慢慢逼近人生中的“天花板”，这层吊顶甚至并不透明，而是以及其严肃以及一贯正确的方式明示于你：此处需要文凭和证件通过。有效证件的获取需要凭借某种天赋，你的血统、家族和户口，所有这些，都超出一颗受精卵的能力范围之外。

　　我们通常以为贫困意味着收入的不足，这只是一个浅显的表象，并且容易滋生一套“勤奋便能致富”的理论，借以掩饰其它维度的克制因素。贫困，它指的是人缺乏维持体面生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剥夺，与社会排斥有直接联系。

　　社会排斥有其多种表现形式，在中国的语境中，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排斥：政治参与、劳动力市场、信贷市场、教育、医疗保健与食品的获取。举个例子，普通公民如想在权力机关面前保持有公民尊严，就必须有监督和制约权力机关的能力。但在政治参与领域内的排斥，使得几乎所有中国人(即使你是政治精英)政治参与能力低下。

　　此外，便是人们自由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受到限制。正规就业渠道以及获利丰厚的主流职位，难以向农村户口的劳动力开放。农民工大量存在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企业以及非正规就业渠道中。但显然，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村年轻人，与他们同样有过打工经历的父辈和叔辈相比，对城市生活抱着截然不同的期望。中国的农村人仍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但政府的补贴以及现金收入足够让他们拥有了解世界的渠道：廉价的彩色电视、电脑，以及利用社会主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所铺就的基础信息网络。

　　年轻人普遍接受了城市的生活理念，而并非简单向往一个物质更丰富的花花世界。毕竟，在互联网上，他们早就领略过比北京、上海更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的风姿。他们已经认定了人生而拥有迁徙和定居的自由，对于社会制度以及城市人群所带来的社会排斥，他们不再是忍受。“当他们忍受不下去时，他们会说‘真是受够了\'。他们希望公平分享自己参与创造的繁荣。”发生在2010年中的一系列罢工事件正是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社会排斥所做出的对抗。收入短缺会限制农民工在教育、医疗以及正常社交生活中的能力，而这种缺乏又会进一步加强既有的社会排斥。

　　与80后的城市年轻人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将更有可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城市年轻人早已经蜕化为有产的奴隶，被房贷、车贷和未知的养老风险挤压成真正的犬儒主义者：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他们已经失去了谋求改变的动力和勇气。通过罢工、组建能代表自身利益的工会等途径，新一代的农民工将极有可能通过与企业的博弈，来消减由社会制度所引发的社会排斥，通过实现自由进入的劳动力市场，最终达至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