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敢说敢做淮西汉

　　淮西凤阳是块神奇的土地，680年前，他逼出了个农民皇帝朱元璋，30年前，他又逼出了个农民队长严俊昌。

　　生产队长，如果放在封建王朝，应该连九品官都不是，最多只能算里正之类的乡绅。然而正是这个不入流的小官，做到了一代枭雄朱皇上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不仅让淮西农民吃上了饱饭，还让全国农民都过上了温饱生活。

　　和朱皇上一样，这个小小的生产队长严俊昌是被“饿肚子”逼上历史舞台的。

　　严俊昌生活的安徽凤阳小岗，自古就是个十年九荒的地方，如果天灾再加人祸，这里的悲剧应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1958年，大跃进开始，仅仅一年时间，村就开始饿死人，120多口人的小岗，饿死67人，死绝了6户。这种情况10多年过去，没有什么变化，1971年的小岗，每个人一年只能分100多斤粮食，饿死人的一幕幕至今严俊昌都历历在目：“家中七八口人，都饿死了，看到你来了，一下爬起来，但就是站不稳，轰得一下就倒下去了，就是这样啊。所以啊，看到这个，什么都不怕了，就想着要去干事，只要能救大家，哪怕拉出去杀脑袋都值了。”

　　准备和严俊昌一起掉脑袋的还有17个农民，在一个阴天的下午，他们秘密集会，在一张纸上按下手印，分田到户，保证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与此同时，大家盟誓，如果发生不测，定要养活干部的小孩。大包干按血印的18名农民之一严宏昌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大包干头一年，人争气，庄稼也争气，第二年就收获了13万斤粮食，这比大包干前一年2万8千斤的产量翻了4倍都不止，多年靠借款过日子的小岗人，这一年还上了600元的贷款。吃饱了肚子，挣足了面子，而且脑袋还长在脖子上，并没有发生干部被砍头的悲剧。67岁的严俊昌感叹天不灭我：“天不灭我严俊昌，天时地利人和。我要感谢三个人，一个是陈庭元，一个是王郁昭，一个是万里。最后要归到邓小平。”

　　陈庭元是当时凤阳的县委书记，这位父母官其实是默许了严俊昌们这么干。王郁昭是当时滁州地位书记。他明确表态，先干一年试试看。万里是当时安徽省委书记，它把一年试试看，改成了“批准干5年”。

　　若不是这些清醒、亲民、善良、有血性的父母官顶着说不定何时落下的天子剑，中国农民吃饱饭的日子可能还要往后推迟，而每推迟一天，都意味着有人被饿死，甚至一户一户的死绝。

　　严俊昌感谢这三位父母官，尤其是万里，用他的话说，就是要给万里磕头。因为他知道万里冒的风险比他大得多。北京的一些老干部告诉他，如果没有万里，没有小平，他就是100个脑袋都没有了。

　　记者在查阅当年大包干记录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了重庆晚报2005年刊载的一篇报道。报道说，根据荣昌县档案馆的历史档案，早在1976年，荣昌县清升镇楠木沟村就已包产到户，搞单干的生产队长李万玉挨了批斗，摘掉了队长的乌纱帽。当时公社和区委对李万玉的事件的处理意见是“彻底砸烂单干妖风”。

　　同样是饿死人的地方，同样是生产队长，同样是包产到户，遭遇却是天壤之别，其间况味，让人不禁唏嘘长叹。没有不怕砍头的主帅，哪有冲锋杀敌的将军？

　　严俊昌没有成为李万玉是严俊昌的幸运，是小岗和安徽的幸运，也是中国农民的幸运。严俊昌并不知道李万玉的事情，但他真心的感谢三个书记，尤其是万里。万里视察小岗时，留下的三句话，至今言犹在耳。“第一，切切不能说假话。第二，搞好养殖业，老婆孩子辛苦一年，幸福过个年。第三，户户要存一年的粮，遇到天灾，要有粮食。”

　　万里的三个交待，尤其是第一个，切切不可说假话，深深的印在了严俊昌心里，此后30年，这位淮西汉子，顶着各种压力，在各种场合，发出真实的声音，让中央决策层一次次看到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

　　严俊昌告诉记者，大包干开始后，过了几年，农民有点钱了，地方政府就开始乱收费了。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乱罚款已经严重到不交罚款就扒农民的家门，或者罚多少钱就从农民粮仓里扒多少粮食。村民要是抗拒打架，就被抓到派出所。

　　当时严俊昌是村长，虽然明知这样做不对，我作为村长还是要带人去扒粮食。

　　这个带着农民大包干的淮西汉子实在看不下去，也干不下去了，就给王郁昭写了封信。“写农民负担重，小麦、苗木、油料、，罚款，税费，特产税，杀一头猪要20块钱。”

　　王郁昭把这封信带给了万里。于是温家宝亲自到了小岗村。

　　温家宝还没来，县委人大的一位领导就找到严俊昌，没来之前，对他说：“老严，你这次不能再说实话了，你这个实话说了弄得我们集体政府都不好看。严俊昌鼓着眼睛把这位领导顶了回去，他说：“我不讲空话。”于是这位领导说：“不管你说不说空话，我们不安排你说话。”

　　温家宝来的时候，县里借口说抽水把土路给拦了，没有安排温家宝到小岗村和严俊昌见面。要散会的时候，温家宝说，不行，有几个老同志点名说一定要找到严俊昌，请他讲话。温家宝的一句话，让严俊昌有了再次说话的机会。

　　他在会上掏心窝子的说：“我如果不讲，对不起党，也对不起群众。我们就要说实话，我们政府只有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才有希望，不能净搞弄虚作假。有人说农民种地那么富，人均收入那么多钱，其实没有。实际上只能解决温饱。哪有那许多钱？我们每年人均只能收到七八百、上千块的样子。”

　　严俊昌接着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可我们现在这样单干后生活都过好了，为什么党和群众的距离又拉大了呢？群众瞧不起我们干部呢？现在净搞什么乱摊派乱罚款？这种乱收费乱罚款农民怎么看得过去？我们赚的还不够政府要的，这不是个问题吗？

　　当时温家宝就问，严俊昌提的可是事实？县委书记不敢回答，就说，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温家宝说，严俊昌提的如果是事实，立即纠正，老农民这么朴实，怎么种田种得这么辛苦呢？

　　当年我们一个公社就没有交这些罚款。第二年，其他的乱收费也都不敢收了。有的人就说大家要买花炮到严俊昌门口放，他这一告状我们每年要省多少钱。

　　如今，严俊昌已经不再担任任何职务，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在自家的两层搂前带孙子。当年万里对严俊昌说，人家国外，都是两层楼，农民还开着小汽车。现在，这些美好的图景在小岗村部分的变成了事实。严俊昌感叹，近年党中央的农村政策真是好，不但不交税了，还要粮食直补，农民也能够有医保了。“吃，住，穿，都有了，是有奔头的。”

　　当记者问他，对三农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时，他说，一是政策要稳定，二是物价不能太高。三是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千万不能破坏。“现在破坏土地我是很心痛的，我不是光考虑自己，我考虑我的子孙。”

　　记者离开小岗村的时候，听到一些农民说，严俊昌因为看不惯现在的一些村干部占用农民的土地，常和他们理论，说话说的不中听。或许，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严俊昌。他的英雄之处并不在于饿得要死的时候提着脑袋“分田到户”，因为不分田，那脑袋也长久不了，“饿死是死，分了还有活路”，这是无奈之举，算不得英雄。他的英雄之处在于，吃饱了肚子，住上了楼房后还坚持讲真话，这些真话让很多人不舒服，但他讲了，从小岗讲到凤阳，从凤阳讲到北京。他不是那种功成身退的人，他不会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声，顾着自己的饭碗，而置乡亲利益于不顾，看不惯的他就要说，说得透，说的重，让有些人不舒服，却让中央领导一次次了解到小岗和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这个67岁的老头，大眼睛里面依然有童贞，闪烁着坚定而倔强的光，他蹲在记者面前，一字一顿的说：“人是怎么死的？吹牛逼吹死的”。

　　为了不让饿死人的悲剧再发生，30年来严俊昌坚持讲真话，当身边当年一起按手印的一些兄弟说起假话的时候，当年支持他的一些领导也开始不那么愿意讲真话的时候，这真话显得更有分量。中国有句古话，“文死谏，武死战，国不亡！”，一个国家，当其处于盛世之时，尤需犯言直谏之士，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能多几个严俊昌，实属国家之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