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国胜：NGO需有创新理念

　　杨澜：谢谢傅军院长，他也用非常生动的语言为我们回顾了历史，也是人类共同的一种成长的经历，为我们指出了未来的方向，那就是公民社会，一定是一个我们要前进的方向。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教授邓国胜教授。今天我们也谈到很多无论做慈善，还是慈善的培训和慈善的评估，我们都期待学者带给我们思维的框架，同时还要建立整个的体系，才能够取得更良好的发展。

　　邓国胜：谢谢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给我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尊敬的杨澜主席，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

　　大家都知道，十几年来，中国的NGO发展得非常迅速，我把中国公民社会这几年的NGO的成长大概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从95年到2000年，草根NGO启蒙的阶段，从2000年以后，中国的NGO发展呈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从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NGO来看，从2000年到07年登记注册的数量已经从15万增长到将近40万，增长了1.7倍，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草根NGO的数量更蓬勃发展，据估计，大概加起来得有800万，我们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估计，大概是在100万以上。所以这个数量是非常庞大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的NGO成长这么快呢？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国家权利相对集中的一个国家，那么政府的这种政策对于民间组织的发展是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根据我们的一个研究，我们会发现，其实在中国非常有意思，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以国家层面NGO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相比，其实真正对中国民间组织发展起更重要作用的是地方层面的一种创新，比较而言，国家层面的法律相对来说它是比较滞后的，所以我想这也符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地方到中央的一种改革的逻辑。所以刚才马宏局长也讲了，深圳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的创新新，除了深圳以外我们在调研当中也发现，不仅在东部发达沿海地区，其实在西部地区，甚至在中国，其实NGO最落后的是中部地区，其实中部地区这几年有一些省份，它的地方政策也在不断的创新。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地方为什么会在培育和发展NGO方面进行创新呢？刚才杨澜主席说希望学者多关注这方面，其实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了，根据我们研究发现，其实影响地方政策创新最重要的，频率最高的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地方领导人的对NGO的认识，第二个是当地的社会近来发展的一种需求，第三是它自己的创新的能力。地方领导人的认识，他的认识对于推动NGO的发展这个作用非常重要，其实有的时候地方一把手不重视的话，民政局的局长的作用也很重要，像上海市民政局长对NGO一直以来就非常关注，而且认识非常到位，所以在上海出台了一系列改革的举措，另外我们发现除了民政局长作用很大以外，地方民间管理局的局长的作用也非常厉害，虽然它只有监督和执法的能力，没有培育的能力，但是很多地方的创新，最开始始作俑者就是地方民间管理局的局长。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这个当地社会的需求对NGO政策创新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中部地区江西，它在其他的NGO都很落后，唯独有一个NGO一枝独秀，民办高校，为什么呢？因为江西省把民办高校的发展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产业发展的方向，以此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所以在民办高校方面的政策出台就非常的积极踊跃。

　　另外一个，我们发现除了地方领导要有创新的意识以外，创新的能力也很重要，有的时候缺乏能力，无非就是新瓶装旧酒而已，创新的内容、方式就受到了局限。除了这种外部的发展环境对中国的NGO的发展会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外，另外一个我想谈的就是影响中国未来公民社会的成长，除了政府的政策，外部的法律环境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层面是我们NGO自身的创新对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也会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