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卡耐基”五年历程

　　从寻找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发现中国的“卡耐基”，中国慈善排行榜经过五年时间，一步一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诸如确保数据准确性、合法性等问题，又浮出了水面。这些问题将如何解决呢？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不得不认真面对。

富豪多因匿名捐赠被误会为吝啬

　　朱文强

　　时间后推五年。

　　2003年，中国公益元年。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路甲六号的一栋写字楼里，《公益时报》社办公室，一群人正在讨论关于卡耐基在《财富的福音》中提到的公益理念：富人支配剩余财富的三种方式，传给家族和子孙；死后才捐给公益组织；由财富主人在生前就作出安排，用于造福社会公众事业。卡耐基提倡选择第三种方式是最为明智。

　　刘京就是发起这场讨论的核心人员之一。发起讨论的目的很明确：寻找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寻找中国的“卡耐基”。当时，他的身份是中国社工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公益时报》社社长。

　　如何寻找中国的“卡耐基”呢？答案是借着推出一个全国意义上的“慈善坐次”，即中国慈善排行榜。　

　　中国不乏慈善心

　　什么原因促使《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发起寻找中国“卡耐基”的活动呢？

　　这与当时国内的社会慈善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在2003年以前，中国的慈善事业依然停留在“政府主导”的形态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可以说是中国慈善事业的缩影。

　　在这种慈善事业“行政化”的背景下，人们更愿意将财产留给子女，或是在死后捐赠遗产，中国人的慈善理念相对落后。而西方国家在卡耐基公益理论的影响下，“即时行善”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企业家以惊人的速度创造着一个接一个的财富神话，这也促使中国富豪榜的门槛逐年成倍提高。

　　但在中国，“慈善家”却若隐若现。这其中，除了部分企业家的为富不仁或“不露富”的传统思想观念作祟外，还因为社会处于转型，人们的价值观出现多元化。财富阶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不应该只对经济发展负责任，还应该为社会的和谐发展作贡献。因此，需要寻找富人榜样，宣扬善的力量。

　　“其实，在中国并不缺乏善心，我们缺少一种力量，一种可以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力量。”对于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不仅仅是富人，公众的慈善意识也需要进行引导。于是，便有起初的讨论以及制定慈善家排行榜的想法，目的就是要吸引公众关注公益，引导公众践行慈善，让财富发挥最大的作用。　

　　从最有钱的人开始

　　2004年5月10日，“2003年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正式出炉，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以2.1亿元的捐赠额度名列首位，成为当年“最慷慨的中国慈善家”。

　　回忆五年前中国慈善排行榜的编制过程，作为榜单最早发起人和负责人，刘京仍是记忆犹新。“首张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诞生之初，当即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甚至直接被公认为中国慈善第一榜。”

　　然而，大家却不甚清楚榜单亮相背后的酸甜苦辣。“编制榜单是一件难事，尤其是慈善排行榜。”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人员向记者说，当时，慈善义举在社会每个角落悄悄发生着，但是，公共信息披露往往很不系统，无疑就给排行榜信息统计造成困难。

　　如何将这些慈善捐赠信息全面系统地搜集起来呢？这是摆在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尽管困难摆在眼前，但是，在民政部、中央社会综治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五部门的关怀和指导下，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等单位大力支持，刘京带领着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工作人员，很快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经过调查和研究之后，我们先从最有钱的人开始。”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负责人坦言，2003年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参考《中国大陆百富榜》、民营企业500强等确定初步候选人名单，然后将此名单与民政部等接受捐赠的部门和机构的大额捐赠名单进行交叉核对，对这些候选人进行调研。“当时，我们拜访了众多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并收集公开宣布的捐助报道、新闻发布会信息以及基金会档案等。我们确信联系到了所有上榜企业，包括企业家本人或者是公司相关负责人。”

　　“这份中国自己的慈善榜来的太迟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陆建华指出，如果更早些出现，人们就能更早地从这份迟来的榜单中发现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即中国企业家们独有的善行。

　　“慈善家排行榜出炉后，我们看到了一丝曙光：中国企业家开始有了新的科学发展观。”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如此评价这份榜单，在2003年之前，中国企业完全陷入了激烈而残酷的商业竞争，直到慈善家排行榜的出现，才意味着中国企业的成熟和企业目标的完整化。

　　慈善榜是对中国企业家捐赠行为的一次肯定，这种“榜单效应”毋庸置疑。“我们看到了企业家们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尽责，这对消除社会上所认知的‘为富不仁’的观念有积极作用，同时也会影响更多的企业家来参与到中国慈善事业中来。”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说。

　　榜单编制并非易事

　　在编制第一份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时，当时，中国慈善信息披露根本没有自己的模式和评判标准。另外，在榜单信息搜集过程中，许多有过捐赠纪录的企业家并不希望媒体大肆宣传，加上中国长年以来“怕露富”的观念也造成企业家对自己的善举保持低调，对捐赠数字讳莫如深，这也是直接导致榜单数据搜集结果不尽完善的重要因素之一。

　　“很多企业家不愿意透露自身所做的慈善事业，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是匿名捐赠，我们也很难拿到100%真实的捐赠数据。对于一些“隐性捐赠者”，我们无法进行详细统计。”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负责人说。

　　由于榜单编制上的困难，2004年第一份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中，上榜大陆慈善家仅为50位，其中通过向公益组织捐赠的只占19%。

　　但是，在首张榜单出来之后，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开始反思和总结，随后形成中国慈善排行榜捐赠数据搜集六大来源：国家民政系统提供的个人捐赠数据；捐赠者自己提供的捐赠数据；各公益机构提供的接受捐赠数据；税务部门的捐赠免税数据和上市公司年报公布的捐赠数据；各种公开媒体报道的捐赠数据；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的公益档案数据。

　　到2007年，上榜企业达到222家、慈善家174位，其中，他们捐赠的善款流向公益组织的比例占到50%，这其实就是一个慈善体系的逐步确立过程。

　　“这说明民间组织参与慈善排行榜的程度日益加深。”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负责人坦言，范围的扩大不仅仅表现在民间组织参与程度上，还表现在榜单的细微变化上，如从2004年单一的“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发展到后来由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中国企业捐赠排行榜、跨国公司在华捐赠排行榜、中国大陆上市公司捐赠排行榜等多个分榜单组成的中国慈善排行榜。

　　榜单的数据制作力求客观、权威，要能真正反映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因此，对榜单的编制方法和流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编制方法上，参考国外各种慈善排行榜的经验，并结合中国公益捐赠的国情，尽量做到数据准确，排榜科学。编制流程上，先通过上述六种渠道进行数据采集、综合统计，第二步通过调查和专访，进行数据复查核实，最后再进行榜单排列和分析。在榜单统计方法上，将严格以每年度为时间跨度、以100万元捐赠额为底线，按该年度实际捐赠的货币金额总和，排列出慈善家、慈善企业的名单。另外，考虑到实物捐赠普遍存在的现实，榜单将分别列出各慈善家、慈善企业的实物捐赠金额。为了更加真实地反映我国企业和个人的公益慈善情况，榜单还统计各慈善家、慈善企业的历年捐赠额度，以对他们长期的慈善捐赠进行总体估算。

　　排行榜的入选对象，则明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三条的规定，公益捐赠行为主要包括：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和个人的活动；资助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资助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捐助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凡有过以上捐赠行为的个人与企业均可推荐参与，经‘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核实考查后方可上榜。”

　　随着编制榜单体系越来越科学，中国慈善排行榜每年搜集的捐赠数据也越来越多。“但是，其他诸多问题又衍生出来了。”怎样才能增强捐赠数据的准确性呢？怎样才能确保捐赠数据及信息披露的合法性呢？……

　　于是，在2007年中国慈善排行榜发布后，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踏上了建立捐赠调查统计体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