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在环保一线的博士后环境研究者毛达

　　近日，环保志愿者毛达入选南都公益基金会2013年银杏伙伴计划。这是对他近些年以自己的专业，深度介入环境领域事件如焚烧厂、限塑以及废旧电池回收等研究的肯定。

　　从环境学硕士到环境史博士，再到“博士后”，在这条环保路上，毛达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环保研究者，目标是成为大师，将“专业生僻的环保知识写成最通俗易懂的文字传播出去。”

　　京华时报记者李晋

　　知识对于环保行动很重要

　　环保组织做了简单的倡导后，又面临着复杂的争论或选择，很难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

　　11月7日，毛达指着刚刚收到的北京市环保局的回信，愤愤地说，“他们存放这些废电池快10年，还不知道这些废电池有多少是有害的？”此前，他向北京市环保局申请了关于政府存放废旧电池中有害电池的信息公开，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相关信息”。

　　这结果让毛达气愤，也更加坚定了他“环保行动需要有基础性研究支持”的想法。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环境保护研究，毛达不得不感谢大学时那个索然无趣的专业。

　　1996年，毛达考上了中国民航学院工程专业。这个“几乎成为负担”的专业完全不能将他的思想集中在课堂，索性用更多的时间看一些人文社科类的“杂书”。

　　2000年毕业后，毛达将研究转向人文社科方向。在看到环境领域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重要性后，毛达决定赴澳大利亚读环境学的研究生。四年后他回国加入了廖晓义创办的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

　　在实践中，毛达发现有些项目能唤醒大家的环保意识，但由于欠缺深度，越往后做就越会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个回收墨盒的项目就让毛达和同事感到了吃力。

　　在和厂家一起回收墨盒的过程中，毛达发现尽管回收墨盒环保，也能将环保理念传递给用户，但墨盒本身是不是能重复利用呢？他将想法告诉厂家，却遭到了反对——他们拒绝墨盒反复充罐，用一次就回收到生产线上。由于缺乏有利的依据支持，毛达并未反驳。

　　“这需要我们对生命周期中的物品研究，回充和回收哪种方式更好。但又有新的问题产生，一回充，物品产权就变了，谁应该对这东西的质量或后面的回收负责，这些对环保组织都是挑战。”

　　毛达认为，环保组织做了简单的倡导后，又面临着复杂的争论或选择，很难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

　　在环保领域，“知识很重要”。毛达决定继续在环境领域学习深造，他选择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环境史专业。

　　“徒步行走”引发环境关注

　　每一次的“徒步行走”都能引发大量网友的关注和探讨，这也是关注环境的手段。

　　在毛达看来，环保领域处处是学术空白，也处处是学术发现，而这些发现需要在每一次的行动中去寻找。

　　2012年1月27日，大年初五，毛达与几个朋友顺着北京通州的土桥，往河北燕郊方向徒步而行。这次的“徒步行走”，被毛达称为“乐水行”和“垃圾之旅”。

　　“乐水行”是去看水、看河湖、看污染、看排污、看污水处理厂；“垃圾之旅”是看垃圾、看分类、看填埋、看焚烧、看垃圾回收者。

　　在通州土桥附近的新住宅楼旁，排污口直接将污水排入附近的玉带河；在六环边附近的树林里，到处散落着废弃的农药瓶；燕郊镇外的潮白河，河道狭窄，河流恶臭；京榆旧路边，人们正在露天焚烧垃圾……所到之处，毛达用相机拍下了一组组观察到的污染照片，并作了详细记录。

　　回来后，毛达将这些照片随即发布到网络上，几乎每张照片都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和探讨。

　　这样的“徒步行走”和积极探讨，是毛达关注环境问题的基本手段。

　　在一次与大学生的交流中，有人问毛达应如何参与环境保护。毛达回答，“一种方法是直接面对当前现实问题，进行仔细的观察。另一种方法是亲自实践，比如你要研究垃圾，就要在家里做分类；你在研究废旧电池，就要从电池箱里把电池倒出来逐一分开，看到底有哪些电池。”

　　为环诉案件出庭作证

　　以自己的学术发现，出庭为疑难的污染案件作证，毛达认为这是一个研究者最需要做的事。

　　2008年，江苏一普通人家谢勇的儿子谢永康出生没多久，被诊断为脑瘫。悲愤的父亲通过走访、调查，在2010年9月，将离家不到190米的海安垃圾焚烧厂告上法庭。谢勇认为焚烧厂的污染，特别是二恶英等排放物的污染是导致儿子脑瘫的直接原因。

　　案件涉及到一个中国环境案件诉讼的经典难题，即受害者难以证实自身受害与环境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在一审时，法院以因果关系举证不足为由，判原告败诉。

　　谢勇并不甘心，决定继续上诉。为得到更多证据，谢勇的律师找到了毛达。

　　毛达当即放下了手里的学术报告，仔细研究起案件。在看到污染物排放数据时，他突然发现厂方犯了一个科学上的错误：误将空气中污染物的浓度当成焚烧厂烟囱中排出烟的浓度，“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数量。”此时，毛达又发现排放数据本身也有问题，已超过国家的一些现行标准。毛达将这些发现告诉谢勇和律师。

　　二审开庭前，谢勇再次找到了毛达，希望他能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毛达果断答应，“希望自己的知识和研究能让这孩子和他的家庭得到有效救助。”

　　尽管二审法院认为，此案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由被告方垃圾焚烧厂证明其生产行为不导致损害发生。但毛达认为，原告仍有举证责任。那段时间，他不停地翻阅书籍，寻找二恶英和重金属跟脑瘫、神经系统疾病的关联。

　　2011年12月8日，二审开庭。第一次上法庭的毛达很紧张，他根本无法预料法官的问题。在经过身份和专业性的确认判断后，法官开始将问题聚焦在排放物二恶英的性质及危害上。

　　不过，毛达也坦言，科学上不能肯定地说脑瘫跟二恶英有关系。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很多东西没有定论，但还是有关联的，比如二恶英可以导致人的甲状腺激素异常，而甲状腺激素异常跟胎儿的神经性发育有关系。此外，二恶英对精子和卵子都有毒性，生殖细胞遭到破坏，这对新生儿的生育发育会造成损害。

　　所有人都尽力了，案子的二审却仍然败诉。谢勇又申诉到江苏省高院，截至目前，没有结果。

　　以自己的学术发现，出庭为疑难的污染案件作证，毛达认为这是一个研究者最需要做的事。“拿自己的知识去触碰现实问题，可能是最好的学术研究，这样才可能逼迫学者进行更深的思考，也挑战着学者的良知和真正的学术突破能力。”

　　要做好不被认可的准备

　　环保志愿者或研究者，要做好不被认可和理解的准备，同时还应鼓起更大勇气为一些有价值的人和事去输送和传播知识。

　　2012年1月30日，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的杜少中发了一条关于废旧电池的微博，向网友介绍了三个情况：一、按国家要求2006年起禁止生产汞含量大于电池重量0.0001%的碱性锌锰电池，基本实现无汞。二、日常生活产生的废镍镉、氧化汞电池不按危险废物管理，可分散与生活垃圾一并处理，不会造成环境污染。三、现行条件不鼓励集中收集处理。

　　对电池“无汞化”目标的实现情况，毛达早有怀疑，而对这个早在2003年出台的暗示公众电池可随便扔的条款，他感到忧虑，“危险性高的电池若不被集中处理，可能存在爆炸危险”。

　　在一个垃圾分类示范小区里，小区物业听说毛达的研究意向后，便搬来装满废电池的回收桶。毛达仔细地对这几百个各式各样的废电池进行分类统计：将一样的电池、大小相同、碱锰电池、纽扣电池分类放在一起，在分别称重后，将数量和重量登记在统计表格里。他想了解每个不同种类的电池，如含汞的和有害物的电池各占多少。

　　几个小时后，毛达发现，在40多公斤的废电池中，仍有含汞的电池(包括低汞电池)达14公斤左右，许多电池属低档或杂牌电池，重金属含量并未标明。“可见，废电池的成分复杂，高危电池和其他电池混杂是很危险的。可这道理在2003年的政策里讲得非常明确，这些电池要回收。”

　　就废旧电池话题，毛达与杜少中经过一番网辩。让他意外的是，杜少中决定开一个民间废电池问题研讨会。

　　2012年3月18日，参会的毛达面对各高校、研究院的学者和北京市环保局的官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废电池仍是中国主要的含汞废物，不仅要从源头控制，还要按危险废物进行回收处理，并且应该做到分类储存。

　　不过，毛达的建议最终也没能撬动顽固的政策。

　　“无论你是一个多么优秀的环保志愿者或研究者，一定要做好不被认可和理解的准备。我们应该鼓起更大勇气为一些有价值的人和事去输送和传播知识。”在毛达看来，这就是他存在的价值。

　　去年，毛达和两个朋友一起成立了磐石环境与能源研究所，重点关注能源对环境和公共健康的伤害。

　　他希望将研究所打造成一个民间环保智库，以项目的形式得到基金会的支持，再为有需要的NGO提供免费服务，“但目前还没有专门的项目来支持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