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候鸟飞”，全社会行动起来

　　保护候鸟不仅是林业部门一家的事，比如严格对高毒农药流通的监管，需要工商等部门的强力介入。同时，还需要民众不打、不吃的“被动保护”，积极参与巡护、救助等的“主动保护”。

　　天津北大港湿地保护区发现大量被毒杀东方白鹳的消息，在新京报等媒体报道之后，受到舆论持续关注。当地警方已经悬赏5万征集东方白鹳破案线索，志愿者也在呼吁北大港湿地申请国家级保护区。

　　回顾这次“毒鸟”事件，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如超过60万亩的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竟然只有林业部门的4个人巡护；野味地下交易繁荣，执法部门却遏制不力，有民警表示，“这些年，我头一次知道这片荒地里还有东方白鹳”。

　　根据以上信息，不难发现，大规模毒杀候鸟的现象之所以屡禁不绝，监管、执法的缺位或滞后，是个重要原因。地方管理部门的监管意识亟待唤醒。野生鸟类急剧减少，一些地方捕杀现象严重，林业部门当负首要责任。

　　在媒体曝光之后，我们看到，一些林业部门已经行动起来。如天津大港林业行政执法部门在多个路口竖立了护鸟警示牌，并张贴了宣传标语，当地还在考虑制定野生动物救援应急预案，并计划在明年建立瞭望塔，全面监控湿地人员活动，坚决禁止盗猎。

　　当然，保护候鸟也不仅是林业部门一家的事。比如严格对高毒农药流通的监管，需要工商等部门的强力介入。不难看到，鸟类的捕猎、贩卖、运输、食用涉及很多环节和相关管理部门，每一个部门都需要树立起责任意识，共同建立起有效的协作机制，如此才能构筑一个严密的候鸟保护网。

　　除监管执法外，一些深层的制度问题，同样需要引起重视。例如，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只是天津市下辖的保护区，类似这种濒危鸟类栖息地，如果能升级为国家级保护区的话，那么保护经费到人力、物力投入，无疑将有更好的保障；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孤岛化”、“破碎化”，没有对候鸟迁徙廊道进行全程覆盖，无法从根本上为候鸟迁徙保驾护航；法律对于捕杀候鸟的刑事立案标准过高，20只以上才可以立案，而反观国外门槛往往很低，如2007年，英国哈里王子就因猎杀了两只受法律保护的濒危鸟类而遭到警方调查。

　　当然，保护候鸟不只是政府部门的事。不久前，网上曾流传一张“候鸟迁徙的中国死亡地图”，迁徙路过中国的候鸟，被大量捕杀，相信每个人看了都会羞愧自责。保护候鸟，既需要民众不打、不吃的“被动保护”，也需要积极参与巡护、救助等“主动保护”。现在，很多志愿者和媒体人已经开始为候鸟的安全迁徙而奔走着。

　　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生态建设，而鸟类资源保护无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面对毒杀候鸟现象的愈演愈烈，从政府到立法部门到社会组织，都需要树立起危机感，拿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行动力，不能让中国成为候鸟的“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