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NGO：不断突破自我 开辟发展路径

　　经过20年的发展，环保民间组织迎来了一个蓬勃兴起、快速发展时期。环保民间组织正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长，身体力行地推进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随着环保民间组织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参与的形式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这其中有综合型的自然之友、有着力在某个领域推进环保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绿色流域、有国际NGO转型为本土NGO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有以资助培训类见长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推动中国和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从个人号召到构建治理机制

　　摆脱人治风险确保持续发展

　　“羚羊车”开进校园、社区的同时，也是对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们挥霍自然生态资源的救赎，它将扎扎实实做环保宣传的民间行为，放到公众看得见的平台上。

　　中国最早成立的综合型环保民间组织自然之友在长达17年的践行中，清晰地描绘出一条坚韧而艰难的轨迹，值得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和研究中国民间组织的人士回味。自然之友17年的发展史可以初步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开创初期。这是“充满了热情和对国家环境问题的公民责任”的时期。自然之友从关注公民身边环境问题的小事，到大、中、小学校的环保宣传，对公众进行了环境保护启蒙教育，关注生态环境的热点问题。这一时期诞生的“羚羊车”在中国民间环保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羚羊车”开进校园、社区的同时，也是对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们挥霍自然生态资源的救赎，它将扎扎实实做环保宣传的民间行为，放到公众看得见的平台上。

　　在自然之友开创时期，另一个突出亮点是保护滇金丝猴和藏羚羊的行动。尤其是通过后者，使公众的视野从关注保护藏羚羊单一珍稀物种延伸到关注可可西里，以及它所处的青藏高原，从物种保护向更广褒的区域性生态环境保护拓展。

　　在中国公众对环境保护尚处于意识非常模糊的上世纪90年代，自然之友创会会长梁从诫和梁晓燕、杨东平等人，以及他们的团队，从北京玲珑塔出发，开始成为公众环境意识启蒙的精神先驱。

　　本世纪初的几年里，自然之友进入一个职业化的困惑和探索阶段。

　　梁从诫的个人魅力在组织发展的整个时期，有着不可替代的精神领袖作用。围绕在梁从诫和自然之友周围的成千上万志愿者，共同开创了中国民间环保的先河。

　　然而职业化是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一个环保民间组织发展到某一阶段，不仅需要会员、需要志愿者，更需要一个“群体”的指挥协调系统、“全职”的领导者、“全职”的工作人员，以及完整科学的内部运行机制。

　　从薛野应聘出任第一任总干事开始，自然之友开始探索新的运行理念和机制。这一探索经过几任总干事以及会员们的努力，渐渐看到新的曙光。

　　在探索的同时，自然之友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自然之友在这一时期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其内部管理及运行机制的规范化。

　　近几年自然之友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内部机制的调整。创会会长梁从诫因身体原因退出领导层后，理事会决定实行总干事制，由总干事负责日常工作。薛野成了第一任总干事，然后是梁晓燕、李波。探索新的内部管理机制是个难题，更是机会。

　　自然之友面临的问题，不仅仅国内环保民间组织会遇到，国际民间组织在发展进程中也会遇到。创会者往往凭借个人魅力召唤志愿者汇聚在组织的大旗下，凭借个人魅力创会、发展，可以走一段相对比较平稳之路，然而个人魅力总会变化，之后的发展对组织及领导者都是考验。

　　与国内其他环保民间组织相比，自然之友理事会更能在关键时刻发挥监督、管理的功能。他们每年定时召开理事会，听取总干事关于各个项目的汇报，研究重大事情，审查年度预算决算，做出相应决策。理事会有权聘请总干事、监督总干事，乃至更换总干事。机构内部管理变化时，理事会发挥了很大作用。

　　机制的问题初步有了眉目后，发展方向提到议事日程。2007年7月新理事会成立，自然之友决定要做战略规划，从当年11月开始自然之友进入战略规划期，一直到2008年4月完成。

　　时任总干事的梁晓燕认为，自然之友的战略规划是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她说：“自然之友的发展创业，靠的是领袖的个人魅力，但掩盖了管理机制上的风险，这样的风险迟早会暴露出来。战略规划的确定不仅仅意味着机构的方向明确，而且意味着机构的运作方式规范，确立了清晰的治理机制，让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相对分开。”

　　现任总干事李波上任之后，自然之友确定了几个新的“主攻方向”——垃圾减量与善治、延续几年并卓有成果的“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联合研究项目”，以及坚持已久的低碳社区和低碳家庭建设、抗震救灾建设绿色学校、环境教育、倡导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等众多项目。在绿色选择联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市公司环保的环评公示“再核查”、绿色信贷等一些国内环保民间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参与的重要环境保护活动中，自然之友都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社会及公众面前。

　　经过17年的发展，自然之友已经成长为拥有上万名会员、3个北京地区小组和包括河南、浙江、福建、上海、南京、广州、深圳、武汉、襄阳等地的9个省(市)工作小组的环保民间组织，成为中国民间环保大军中第一军团的中坚力量。

　　从参与国际项目到探索中国路径

　　进入基层社区解决实际问题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通过资助社区植树造林，建立人兽冲突补偿机制，紧密地将环保和社区传统相结合，推动了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承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

　　2008年，绿家园志愿者在做一个关于“国际NGO在中国”调查项目时，希望把保护国际列入其中，保护国际相关人士称，“我们已经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国际NGO了。”

　　2007年，随着一家中国本土NGO——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以下简称山水)正式在北京市海淀区注册，在中国运作了6年的保护国际中国项目开始悄然转型。

　　国际NGO为何要向本土NGO转型？这一切还得从山水的前身保护国际说起。2002年，保护国际总部邀请吕植担任中国项目首席代表，负责建立保护国际中国项目办公室，实施关键生态系统合作基金(CEPF)中国西南山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

　　2005年，云南省腾冲的一群农民在一家当地林场的带领下开辟了7000亩荒山种树。两三年后，好几家美国的大公司和个人“买”了这些树，说是买了，却并没有砍掉带走，而是将树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这些农民却因此赚了20万美元。这笔买卖就是全球第二例林业碳汇交易。

　　而腾冲项目不过是保护国际及其合作伙伴们所实施的最小的林业碳汇项目。保护国际认为，这种方式既保护了森林，为气候变化做出了贡献，又让当地农民从中受益。

　　国际NGO用创新的思路和手段整合科技、政策和市场的优势来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深深地影响了吕植，也成为山水坚持多年来的价值观和行为理念。

　　在实践中，吕植发现，很多国际NGO站在全球的视野上，关心中国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中国被作为全球的一部分来考量，但对中国本土实际问题的解决缺乏长期和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基于“应该做中国自己的事情”的想法，吕植、孙姗和李晟之等人决定筹建中国本土环保民间组织，致力于鼓励基层社区参与自然保护，示范中国本土优秀保护方法，吸引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中国生物多样性和自然保护工作。

　　国际NGO本土化成功转型后，解决了合法注册身份等问题，山水成为保护国际在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并将关注点放在中国西部环境保护上。

　　2005年起，保护国际和后来的山水在中国西南山地发起了“多重效益森林”项目，成功应用森林碳汇的方法和技术，开展了“川西北退化土地造林和再造林”项目，这是全球第一个在联合国注册成功的多重效益森林标准(CCBA)项目。

　　山水利用小额赠款的形式，资助社区植树造林，创建人兽冲突补偿机制，紧密地将环保和社区传统相结合，推动了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承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

　　山水还成为中国环保民间组织中第一批获得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观察员的民间组织，多年来，代表着公民社会，参与和监督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