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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大奎的“退休三部曲”

殷大奎的“退休三部曲”
2008年02月14日 17:41 公益时报

  年前的一个晚上,北京饭店宴会厅,“健康快车光明盛典”答谢晚宴正在进行中。

  一位气度不凡的老人,举着酒杯,一桌一桌地言谢——数百位被敬酒的对象,基本都是中青年。

  大家都知道这位和蔼、亲切的长者是晚宴的主人代表,却不一定知道,他曾经官至卫生部常务副部长。

  他是殷大奎。这位出生于湖北安陆的“九头鸟”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医疗事业:43年前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后当了20年医生,然后到华西医科大学做副校长、到四川省卫生厅任厅长,1993年进京做了卫生部副部长。2001年8月,当河南惊现“艾滋病村”、人们谈“艾”色变的时候,这位即将卸任的副部长头顶酷暑亲临一线了解疫情,亲自为村民检查身体,与患者和感染者共进午餐。

  三个月后,61岁的殷大奎退居二线,2002年,他又主动接过了中国健康教育协会会长,继后“根据组织安排”做了中国医师协会会长,除上述两职外,他自1999年来一直兼任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重任。此后,“常常上网、脑子没有痴呆、身体也可以”的殷大奎将改善医患关系、倡导健康理念、扶贫治盲,当作自己退休生活的三部曲。

  扶贫治盲:10年见证7万人复明

  殷大奎与健康快车的渊源开始于香港回归。1997年,香港同胞想学印度建个健康快车送给内地,发起人方黄吉雯女士多次找时任国务院港澳办和卫生部。“当时我在卫生部分管外事,老部长陈敏章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殷大奎很乐意与年轻人分享创建健康快车的历史。他说,印度的“生命列车”做小儿麻痹手术,也做白内障手术,还治其他的病。一开始,大家都在讨论,健康快车是不是也要开展这些项目。

  “我提出,国内白内障患者有400多万,而且每年新增四五十万,特别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很难得到治疗。”殷大奎认为,相对于其他疾病,失明对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影响最大,而且,火车医院条件简陋,几种手术都做的话,容易交叉感染。小儿麻痹治疗比较复杂,不是一次手术就能解决的,而白内障手术只需要十几分钟就能让一个人重见光明。

  定下来做白内障后,殷大奎与香港的发起人方黄吉雯、铁道部、港澳台办的主管领导一起设计火车医院。这个新生事物是火车与医院的结合体,既有别于普通火车,又与建筑物内的医疗机构不一样,为了节省经费,第一列健康快车只由诊疗车、宿营车、多功能活动车这3节车厢组成,而没有造病房车。由于健康快车停靠的地方远离城镇医院,给患者相关的检查和术后护理带来了诸多麻烦。

  为更好开展工作,健康快车只好硬着头皮向铁道部借了一节卧铺车厢。然而,为追求客票收入,铁道部不能靠行政命令解决所有问题,甚至花钱也不能及时租到条件比较好的卧铺车厢。后来,基金会只好又花300万造了一节双层病房车。

  车的问题解决了,医疗人员又在告急。第一年,承担健康快车医疗工作的是卫生部直属的XX医院。最好的医生护士被抽走了一年,这不仅影响了医院的眼科收入,而且还要他们承担车上医疗人员的工资,医院个别领导觉得负担太重,同时认为此工作与医院无关,不承认医务人员在车上的工作经历。这大大挫伤了医护人员报名参加扶贫治盲的热情。

  后来,殷大奎安排工作人员和方黄吉雯女士到北京几大医院沟通。方表示资助参与健康快车工作的医生到香港培训三个月,这个条件吸引了很多眼科医生,也让医院认识到这对锻炼本院的医疗队伍大有帮助,便同意医生在健康快车上的工作经历,抽调专业医务人员的问题才基本得到解决。

  “贫穷落后的农牧区,卫生条件很差,眼病很多,医疗风险比较大。为了保证基本的医疗安全,我们坚持从北京的著名医院选派有实力的眼科医生,所以这么多手术,很少出现问题。”殷大奎说,到现在,健康快车已经发展到了3列,马上,中石化捐建的第四列火车也要开始运转了。十年来共为7万多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复明手术,大部分视力恢复到了1.0以上。

  但是,作为中国卫生领域的高官,殷大奎看得更远。他说,“3列健康快车一年只能帮1万个人。光靠我们从北京派出去的医务人员是不够的,所以,根据需要,有必要建设一批眼科培训基地。”

  从2005年开始,健康快车开始在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眼科培训中心,专门培训基层的眼科医务人员,留下一个不走的医疗队。至2008年4月,将有10个中心建成。

  近两年,为了解决农村学生洗澡难的问题,健康快车基金会先后筹资在农村贫困学校建立了200多个太阳能浴室。

  医学科普:倡导健康生活新理念

  健康教育协会是一个学术性的组织,这个会长是殷大奎主动请缨的。“我觉得健康教育是提高老百姓素质、防治疾病的最好武器,是贯彻预防为主的最好措施,也是成本效益最好的一项工作,花钱少,效益很好。因为医生劳累,刚退下来时我什么都不想干,如果组织非要我干点什么,那我就干这个健康教育协会。这个建议得到了组织的同意。”

  殷大奎对过去5年的工作如数家珍:2003年,SARS之前,在卫生部、中央精神文明办的倡导下,协会组织了“相约健康社区行”活动。这个活动组织了十几位首席专家组成宣讲团,联合好几个部委,在全国各地宣讲健康知识。

  “一直到现在,我们每年还到各地做演讲。”殷大奎也是首席专家之一,几年来在全国作了数十场健康知识讲座,受到听众的称赞。前不久,他在广州举办了一场题为“21世纪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大型讲座,提出了“健康是资源”、“管理健康”、延长“健康期望寿命”等观点,还解读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四大基石”的内涵。

  宣讲团的另外一个成果是出版了一套书。“SARS之后,国家更加注重健康教育,所以部里充分肯定协会工作,要求我们每人写一本科普书,共11本,每本10万字左右,合起来叫《健康进社区演讲荟萃》。”

  “我是主编,我还写了一本《健康在你手中》,从SARS写起,讲了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20多个方面。”殷说,卫生部推荐了这系列丛书参评科技部设立的“国家科技进步奖”。

  “初评完了还要我去答辩。最后,这套书被评为200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殷大奎重复了两遍:“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很高层次的奖项。今年我们又在改版,修订之后又要印刷。”

  健康教育协会也将目光投向了弱势群体。殷大奎说,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很多人存在自卑、失落、压抑和缺乏归属感等负面心理问题。因此,中国健康教育协会组织心理学家和科普作家专门撰写了农民工心理健康读本——《托起一样的天空》。这本书在2007年10月10日第16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前夕举行了首发式,深受农民兄弟的欢迎。

  “以前这些工作只有我们极少数人在做,现在我们要动员广大医务人员都积极参加。”殷大奎告诉记者,据卫生部门统计:从上世纪70年代起,我国从事专门的健康咨询、健康教育、健康指导的人员不足1万人。本世纪,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在健康领域的企业和行业的发展,预计健康教育指导专业人才缺口200万左右。而现阶段,相关健康教育机构还局限于各级健康教育所、健康教育协会等,不能满足我国大批的社区、学校、健康体检中心、健康产品生产企业等健康辅导类的服务需求。因此,协会决定开展“健康教育指导师”行业资格培训。2007年11月20日,“培训项目专家论证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健康教育指导师》行业资格培训项目行业标准(试行),已上报给相关管理部门。

  “这标志着我国将批量催生健康教育指导人才。”殷说着,脸上露出了充满成就感的笑容。

  保护医生:甘为和谐医患当“炮灰”

  中国医师协会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医师法》成立的,殷大奎是首任会长,这个机构也是让他感情最复杂的机构。作为一个行业协会,它首先要促进行业自律并维护医师的权益。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医患关系紧张,打医生、杀医生、炸医院的事情不少发生。“我说我搞了几十年医,太累了,不想再费心管这个事。但是组织说,老殷,你当了几十年医生,又有从政经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殷大奎最后还是听从组织安排做了医师协会的会长。面对200万执业医师,协会要做的事情很多,包括“服务、协调、自律、维权、管理、监督等”。

  “要维权,先自律。”这几年,医师协会在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对医生进行人文培训。“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沿用医学的生物学模式,一个病人来了,医生的脑子里都是“病”,而没有“人”。很多医生医术不错,但是不会处理人的关系,激化了医患关系。现在,我们把生物学发展到社会学、心理的模式,要求医生看病,落脚点是人。所以近来我们跟美国人力资源组织合作搞医生的人文培训,提倡人文医学,学大师们做人文医师,这是改善医患关系的关键。”

  为了促进医疗道德建设,中国医师协会设立了一个“中国医师奖”,每年11月举行颁奖典礼,2007年是第四届,有70名医务工作者获奖,其中有院士、教授、主任医生,也有乡村医生。

  殷大奎希望社会尊重医务工作者的劳动。去年,他在公开场合说了一句“医患关系紧张,最吃亏的是患者”。这句话引起了不少媒体和网民的炮轰。

  “网上文章评论我说是吓唬患者。不是的!现在你看,疑难重病医生不愿意治疗,怕吃力不讨好,反遭患者告状。最后吃亏的是谁?绝对是患者!医生和患者应该是战友关系,他们的共同敌人是疾病,现在把战友关系变成敌人关系了,怎么行?”

  殷大奎情绪有些激动,但是当记者问他是否生气时,他说:“我不生气,生气啥?就像艾滋病一样,10年前阻力有多大?现在看看,还不是殷大奎说的那一套吗?”

  “我相信媒体迟早会理解我的话。”这位性格坚毅、为人率直的老部长依然“仗义执言、敢作敢当”。

  对中国卫生事业的问题了如指掌的殷大奎认为,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实际上是医疗市场化以后,国家对公立医疗机构投入严重不足、卫生资源分配不均以及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等诸多原因造成的。

  他认为,医患双方缺乏相互信任,将酿成更多的悲剧,像前期被媒体热炒的“拒签字事件”,实际上就是医患关系持续恶化的结果,这对患者和医生都没有好处。

  “我们要科学、理性的去考虑这个问题,尤其是媒体,要揭露不良的现象,但是不要伤害大多数优秀的医务人员的感情。”这是殷大奎对记者的嘱托,也是他对整个社会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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