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鹏：复兴“红基会”

　　8月22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称红基会)获得国寿慈善基金会捐款1000万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起大型公益项目“健康新村工程”，31家媒体参与现场报道。近两年，红基会频频吸引公众眼球，报纸、杂志、电视和网站等媒体争相报道与它相关的公益活动及项目。

　　“红基会活了。”这是人们的直观感受。

　　1996年12月20日，红基会成立，由中国红十字总会主管，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为宗旨。为此，国家财政拨款5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不幸的是，1997年，红基会大笔启动资金被骗，随后便陷入困境，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直到2005年，红基会才有所起色，当年，获得社会捐款达2600多万元。2006年，红基会善款募集再创新高，现金和物资累计约1.2亿元。自此，一发不可收拾，截至今年上半年，已经接受社会各界捐款累计近6000万元，预计全年募款额度超亿元。

　　同时，这些善款推进红基会助医和助学两大公益项目实施，包括援建博爱卫生院(站)百余所，培训乡村医生上百名，救助白血病等重症儿童数百名，资助贫困农民、贫困大学生，捐建博爱小学和红十字书库，资助民族教育项目和职业技术教育项目2600多万元等。目前，红基会下设各种爱心基金近20个。

　　红基会的拐点，为什么是在2005年？这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时下主持红基会日常事务的秘书长王汝鹏。

　　王汝鹏曾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青基会)连续工作长达15年，历经六个不同工作岗位，被视为青基会旗下为数不多的几位得力干将之一。掌舵红基会之后，王汝鹏在短时间内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厚积薄发，轻车熟路”。

　　纵观王汝鹏运作红基会的手法，有人称常有青基会希望工程的影子。对此，王汝鹏笑着说，“实际上，我是在复制第二个青基会”。

　　在中国红十字总会支持下，王汝鹏大展拳脚，逐步将红基会推向复兴之路。

　　续写从0到亿元善款募集奇迹

　　不能说这不是一个奇迹。两年时间内，一个因原始资金被骗而背负争议的非营利组织，善款募集突然实现从零到逾亿元的跨度，无疑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这个奇迹发生在红基会，王汝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5年，中国红十字总会决定帮助红基会脱离困境。随后，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江亦曼找到前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常委郭长江，希望郭长江能为红基会秘书长职位推荐合适人选。郭长江将此事交付青基会发起人之一徐永光，徐永光便引荐了青基会信息中心总干事王汝鹏。

　　“在我之前，红基会找了好几位能手，但都没满意。”王汝鹏回忆，当时，青基会正如日中天，与红基会相比，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此，中国红十字总会抛出一个令人垂涎三尺的诱饵：红基会秘书长享受局级干部待遇。

　　可以说，相对于当年红基会的状况，这个诱饵更像一根“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所以，当时我的真实想法是，来之不喜，不来不忧。”王汝鹏说，于是，他抱着一颗平常的心态去面试，与中国红十字总会领导谈得非常畅快，居然通过了。

　　身兼红基会秘书长后，王汝鹏也就肩负起红基会的“复兴”重担。

　　“我被拒绝过，次数还不少”

　　王汝鹏很清晰地记得，正式加入红基会是在2005年3月。将红基会运转起来，第一步该怎么走？这是摆在王汝鹏面前最迫切的问题。

　　“首先得设计公益项目，拿着项目去募款。”王汝鹏说，没有好的公益项目，就很难筹集到善款。他说，这是从青基会那边学来的经验。

　　但是，人手不够、不能上网、发不了邮件等问题又冒出来了。王汝鹏说，刚到红基会时，基金会只有三人：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和会计。而且，基金会没有一台电脑，更别提信息化办公。“设计出来的项目，都无法通过邮件形式传出去。”

　　“什么都得从零开始。”2005年，王汝鹏陆陆续续对陈旧落后的办公设施进行更新换代，并招募工作人员。至今，红基会早已是信息化办公，日常工作人员接近30人。

　　善款募集也在同步进行。

　　2005年4月，红基会获得天狮集团捐助的500万元善款和500万元物资，用于援建20所天狮博爱小学和促进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然而，这次与天狮集团合作的公益项目并没有彻底地将红基会从困境中拉出来，红基会甚至为该项目的执行经费犯愁。因为，红基会在与天狮集团签订协议时，承诺不提取项目管理费用。

　　助学是红基会开展公益活动的两大领域之一，推出博爱助学计划；另外一个领域是助医。王汝鹏设计的公益项目就是针对助医领域，即“红十字天使计划”，后来成为红基会主推项目。

　　“刚开始，我拿着红基会原先的资源库和自己设计的项目，一家一家地跑，那是最困难的时候。”王汝鹏告诉记者，他曾找过中石化、也找过中石油和中移动等，都被对方委婉地拒绝了，次数还不少。“毕竟，红基会的品牌还没打出来，谁会相信你？”

　　还是青基会的经验，王汝鹏认为基金会要想重新起步，这些困难是必须经历的。所以他坚持着，没有放弃。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5年夏天，王汝鹏带着“红十字天使计划”项目方案找到中国联通。中国联通总裁尚兵看完之后，立马将项目批给无线增值业务部。

　　“为了能与中国联通达成合作，当时，我亲自写方案、亲自与捐赠者谈，甚至精心准备两套方案。”王汝鹏笑着说，那段艰辛非常值得回味。随后，双方顺利达成合作。

　　2005年8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红基会接受中国联通100万元捐款启动“红十字天使计划”。中国联通副总裁李正茂表示，将通过设计、发行1000万枚专门移动电话充值卡的方式全力支持“红十字天使计划”。在全国范围内，中国联通每销售一枚充值卡即向中国红基会捐赠0.1元人民币，最终累计捐赠额为100万元。启动仪式上，红基会还获得自然和谐基金会及著名书画家李铎、李洪海等社会各界力量的捐赠。

　　“借助媒体，对突发事件快速反应”

　　2005年，红基会善款募集打破前几年的零纪录，获得社会各界的捐款达2600多万元。“除了天狮集团捐赠的1000万元之外，剩下的都是公众捐来的‘感性钱’。”王汝鹏说，仿照青基会希望工程以前的模式，为了筹集善款开展公益救助活动，红基会也利用各种渠道向社会各界发出催人泪下的募捐信，引起人们的感情共鸣。虽然因此得到的每笔捐款不大，但是聚集起来，数目就不少了。更重要的是，公众的广泛参与，有利于红基会的知名度及公信力提高。

　　事实上，王汝鹏也擅长借助和利用媒体对突发事件进行“公益炒作“，以“公益炒作”产生的实际影响来树立红基会的声誉和形象。

　　2005年6月10日，黑龙江宁安市发生特大山洪，沙兰镇中心小学被冲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红基会立即提出“帮受灾孩子盖一所博爱小学”倡议，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在新京报和搜狐等媒体的宣传报道下，红基会共收到社会捐资1206608.34元，全部用于沙兰博爱小学建设。同年12月1日，沙兰博爱小学重新落成。

　　这被王汝鹏自认为是在红基会“对突发事件快速反应”的成功之作。而后，又发起了白血病儿童救助公益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

　　对于危及基金会形象的突发事件，王汝鹏也能作出快速回应。今年8月17日，红基会又一次快速回应可能造成名誉受损的媒体报道。

　　当天上午9点左右，天津媒体传出“8·26前超级女声冠军李宇春将在天津体育中心首次公开代表全国‘玉米’举办由其代言的‘红十字基金会玉米爱心’专场晚会”的报道，这一消息随后迅速在互联网中散播开来。

　　11点11分，红基会在其网站上发布公开声明：玉米爱心基金是中国红基会下设的专项基金，任何涉及该基金的宣传必须得到中国红基会的确认授权。此次演唱会的主办方并未与中国红基会有过任何正式合作，也未得到中国红基会相关授权。敬请“玉米”及公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基金会宣传部工作人员向我报告此事(8月17日媒体报道)后，我认为有必要立即作出回应，维护基金会的形象。”8月23日，王汝鹏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这是一场纯粹的商业演出，却打着红基会玉米爱心基金的旗号。

　　在红基会作出声明之后不到两天，传统媒体及互联网等已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支持红基会声明、反对晚会主办方利用“爱心经营”做法的声音连连不断。

　　无独有偶。今年6月6日红基会同样发过一次声明，否认授权北京任何单位在工人体育场举办“李宇春7·14爱心演唱会”。今年4月5日，红基会嫣然天使基金善款使用，由最开始受大众质疑到最后澄清：纯属谣言。

　　类似此事一次次见诸各大媒体，表面上看红基会吃了亏，实际上，每篇报道都在提升红基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场场都有明星”

　　利用明星效应来扩大红基会的影响力，这也是王汝鹏惯用的招数之一，往往屡试不爽。

　　从启动“红十字天使计划”，聘请中国明星足球队为形象大使团，邀请徐沛东、蔡明、成方圆、毛宁、冯远征、戴娆、满江、杨凌等20余位文体明星亲临现场；到请前超女冠军李宇春作形象大使，设立玉米爱心基金；到李亚鹏和王菲夫妇发起、设立嫣然天使基金；到7月31日发起“群星倡导、明星救灾”大型公益活动，张信哲、何炅、毛宁、何洁、瞿颖、吴宗宪、张靓颖、孙俪、范冰冰、李冰冰、高敏、莫慧兰等文体明星纷纷加入，号召全国人们齐心协力帮助灾区人民抗灾、重建家园。

　　依靠明星效应，目前，红基会已在受灾严重的6个省的贫困乡村立项援建15所博爱卫生站，援助资金75万元；向四川、重庆、安徽等10个受灾省区捐赠物资折合人民币470多万元。

　　“场场公益活动都有明星，我都快成狗仔队了。”一位摄影记者如是评价。

　　“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借助明星，红基会扩大了公益活动影响，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对于明星来说，参加公益活动有利于塑造自己的形象。”王汝鹏认为。

　　王汝鹏透露，接下来，他正在与华谊兄弟集团谈合作，举办“三百”公益活动，即华谊兄弟旗下百位明星联手百家企业捐建百个博爱卫生站。

　　制度化管理

　　“公益机构做事情就是要张扬，毋要偷偷摸摸，信息越是公开、越是透明，人们就越会信任你。”王汝鹏直言不讳，随着红基会的名声越来越大，他认为对品牌形象的维护也愈来愈小心、谨慎。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枪毙项目是经常的事情。”王汝鹏说，以前要是有项目，红基会求之不得。如今要“上”一个项目，必须要有保底捐赠，并且是捐赠到账后才能授权活动主办方。如果是一分钱都捐不出，还弄个什么项目，这不得不怀疑其借红基会之名举办公益活动的诚信。“最近就枪毙了三个义卖活动。”

　　名声大，背后隐藏的风险也就越大。王汝鹏深识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徐永光曾说，外界对希望工程的评价达到99分的时候，再多建几千所希望学校也加不上那1分，达到100分。但是，如果希望工程稍微做错一点，那么外界的评价可能会下降好几十分。”

　　“红基会到今天这个状况不容易，不能在我手里做砸了。”王汝鹏觉得自己头脑很清晰，甚至能够觉察到很多双眼睛都在注视着、监督着自己和红基会。

　　如何保持红基会良性运转而不出丝毫差错？制度化管理显得格外重要。从加入红基会之日起，王汝鹏就开始在这方面下工夫。

　　“基金会，顾名思义，就是多个基金的汇合。红基会现在下设近20多个专项基金，没有很好的管理办法是不行的。”王汝鹏说，红基会是一个钱袋子，管理所有专项基金的善款。每个专项基金都有一个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由基金设立方、社会人士及红基会工作人员组成。要想动用专项基金的善款，管理委员会单方面不行、红基会单方面也不行，必须要双方面都同意，而且有双方面的负责人签字方可拨用善款。

　　王汝鹏举例说，红基会下设的农民工健康援助基金，该基金的捐助人打来电话，说看到一个农民在盐碱地种草面临资金困难，欲从专项基金中拿出10万元资助。后经该基金管理委员会讨论，捐助人的资助对象与专项基金章程不符，最后没有通过。

　　“我们逐渐实现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并且力求透明。”王汝鹏说，红基会每年公益支出都超过国家规定的比例，2006年的管理成本比例仅为4.8%。最近有个叫木木的网友在搜狐博客公益群中，点名要查看红基会的专项基金管理办法，红基会在网上将专项基金管理办法公布出来后，木木也就再没说什么了。

　　另外，公益机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将筹来的钱大把大把地花，光筹钱不资助困难群体，或是捂着舍不得资助，也会受到人们的质疑。

　　为了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王汝鹏不断学习，给自己大脑充电。

　　今年，他报考长江商学院，面试时，考官劈脸问来，“你是做非营利机构的，长江商学院是培训企业老总管理能力的，你为何报名？”

　　“我和企业老总干一样的活。”王汝鹏脱口一句，回应考官，非营利机构也需要管理，也需要熟悉企业是如何管理的。因为，非营利机构需要向企业“推销”公益项目，向企业筹集善款。从这个角度来讲，非营利机构负责人与企业老总一样，管理技巧和知识必不可少。

　　“今年年底，工作人员的薪酬体制也要与制度挂钩。”王汝鹏说，这是员工薪酬体制改革的方向，依照每年筹款额度不同，员工享受的薪酬待遇也不同，这样更能激发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在王汝鹏的主持下，去年红基会完成了现金与实物累计折合1.2亿元的善款募集，再次实现令人惊叹的跨度，今年预计善款募集额度也将过亿。

　　王汝鹏：“29年来，我抓住了每个机遇”

　　在两年时间内，善款募集从零到亿元的跨度确实令人惊叹。对此，王汝鹏说，“我个人的影响是肯定存在的，但功劳却不是自己的，而是机构的、机构所有员工的。”

　　王汝鹏有点谦虚，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的特性。其实，他也曾不经意地说过，“在青基会工作15年，经历了青基会的发展、鼎盛及平稳各个阶段，基金会如何运作、如何管理，我看都看熟了，闭上眼睛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

　　话语中夹杂着强烈的自信。当然，这份自信与他丰富的阅历也有很大关系。从70年代的电话接线员，到教师，到县团宣委，到报社总编，到团中央青基会信息中心总干事，最后到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说：“命运似乎冥冥之中已有安排，29年来，我抓住了每个机遇。”

　　趴在田埂上改志愿

　　王汝鹏，1961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岗市罗田县匡河乡双界岭村。在家里，他排行第三，年龄最小。

　　由于家境不富裕，念高一时，王汝鹏辍学。正值他大哥到外地工作，遂顶替大哥在乡里的接线员岗位，每月36元，在当时，这算是一份不错的工作，父母和他自己都非常满意。

　　两个月后，王汝鹏却被辞退了。原因是，学校校长看到王汝鹏长时间未来上课，便亲自找上家门询问情况，了解情况后，试图说服他的父母，结果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王汝鹏在学校成绩优异，校长一直认为他有更大的发展前途。不得已，校长找到当地邮电部门领导，“王汝鹏是个好学生，让他辍学来做接线员，是在毁掉这孩子的前途。”邮电部门领导信以为然，力劝王汝鹏重回校园。然而，王汝鹏的父母对校长的好意耿耿于怀，“念完书后，还不一定能找份这么好的工作。”

　　1978年，高考结束后，果然不出校长预料，王汝鹏成绩优异，在罗田县5000多名参加高考的人中，他是超过分数线的8人之一，而且，只有他是应届毕业生。

　　在填报志愿时，王汝鹏选择了湖北邮电学院。学校校长和几位老师看到之后，拿着高考志愿表特地找到正在田间干农活的他。

　　“你的成绩超过分数线，但能确保一定能拿到通知书吗？”校长的话让王汝鹏心里直打鼓，犹豫不决，在校长的建议下，王汝鹏趴在田埂上，改填了志愿，将志愿表投向肯定能拿到通知书并且是刚刚成立的罗田师范学校。

　　“当时，只要能跳出‘农门’，什么学校都不重要。”王汝鹏回忆说，两年后，他陆续在当地乡中心学校、县中心学校任教。

　　1980年，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招本科插班生，王汝鹏有意应考，学校领导反对，因为这会影响到教学工作。王汝鹏仍然坚持，星期六课程结束后，他便早早休息，周日摸黑起个大早，踩着自行车，往距离学校40公里的考点奔去，带着满身臭汗赶到考场，已是开考时间上午9点。下午，考试结束后，又赶着回学校备课。最后，他顺利考入该校四年制本科二年级。

　　二进京城

　　在任教期间，王汝鹏的出色社会组织能力开始显现出来。80年代初，国内社会正处于知识复苏时期，大家非常尊重有知识的人，在罗田县亦是如此。教课之余，王汝鹏联合当地青年组成一个自学青年联合会，影响之大，触动县里上千青年人参加。

　　此后，有人背后议论说，“王汝鹏组织自学青年联合会，是三分钟热情，三分钟过后就蔫了。”王汝鹏十分愤慨，立即回应，“总比有人一锥子扎不出血要强得多。”

　　1985年，王汝鹏的组织能力被罗田县委领导发现，正值县团委换届，遂被调任县团宣委副书记。随后，王汝鹏又在县里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青年交谊舞比赛、农村青年脱贫致富比赛、农村青年造林比赛、脱贫致富小开发比赛等。

　　1986年，王汝鹏被派到叶家河乡里蹲点，主管林业，管教育、计划生育、民政等工作。后来，王汝鹏又被调到闽家河村搞农村工作组，实际上就是主管该村日常事务的乡长。随后，又调任为县团宣委书记。

　　“这些基层生活经历对我后来做公益慈善活动非常有帮助。”王汝鹏说。

　　1989年10月，希望工程启动，团中央向各地团委借调工作人员，要求熟悉农村的团干部。首批三个名额，河南、安徽、湖北各一个，王汝鹏为其中之一。

　　1990年2月，春节过后，他就到青基会希望工程报到，住团中央招待所地下室。第一次出差就去了甘肃，写第一份关于甘肃兰渭推行的“厂县挂钩”希望工程助学模式调查报告。

　　“在希望工程，我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很多重要文件都是我起草的。”王汝鹏说，当时他挂职救助组组长，隶属于希望工程基金部，基金部负责人李宁，现为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

　　在李宁的帮助下，希望工程救助管理办法、希望小学建设管理办法等文件起草都是出自王汝鹏之手，到后来，团中央加强希望工程管理工作等重大文件也由他起草，这些都奠定了王汝鹏在青基会的地位，最后三个借调人员，只有王汝鹏被留下来。

　　1991年6月，王汝鹏被调回，担任黄冈地区团委组织部和学校部的负责人，同时兼任《黄岗青年报》总编辑。

　　1992年3月，青基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通过国家旅游局的借调指标，王汝鹏“二进京门”。随后为青基会效力达15年，历任救助组组长、基金部主任助理、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宣传部主任、宣传信息中心总干事。

　　王汝鹏又抓住了从地方到团中央工作的机遇。

　　这些经历也为后来他加入红基会后制定管理制度打下了夯实的基础。“所以，我对基金会怀着感恩的心。”王汝鹏事后说。

　　在青基会的得意之作和收山之作

　　在青基会工作期间，令王汝鹏印象比较深、值得回忆的是邀请全国政协领导视察希望小学。

　　1995年，王汝鹏任职希望工程监察办公室主任时，他认为希望工程越是做得好，就越应该随时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于是，便想出了一个大胆的点子，邀请全国政协领导视察全国各地希望小学。

　　当年，在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孙孚凌的带领下，政协领导组团对广西、云南和安徽等地希望小学进行视察，最后被评价为“希望工程，放心工程”。

　　当时，全国政协能够视察一个民间组织，尤其是对希望工程的肯定，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荣誉。

　　“可以说，我还是比较有个性。在青基会，我要是认准一个事情，就非要做下去不可，不会受外界影响，我有自己的判断。”王汝鹏说，2004年，在希望工程任宣传信息中心总干事时，他冒出了一个点子：设立希望工程新闻奖。

　　当时，青基会领导和同事都不怎么鼓励，一是没有钱，二是政府不允许滥设新闻奖。

　　“怎么办？我打了一个擦边球。”王汝鹏说，新闻奖搞不成，便改成宣传奖，这样总算可以了。接下来，就是筹钱。

　　“我去了三趟安徽蚌埠卷烟厂，获得对方200万元的赞助，与北京电视台联合举办了一场颁奖晚会，宣传奖涉及报告文学、新闻、电影、摄影等各个方面，将15年来希望工程的宣传进行归纳、整理和汇聚。”

　　这便成了王汝鹏在青基会的收山之作。

　　正是王汝鹏的不懈努力，在2005年3月，他又迎来了一个机遇：复兴红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