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访故事：曾丽 行走于苗疆的文化使者

　　曾丽，一个地地道道的汉族女子，却受父亲影响，将苗绣以及苗族文化变成了她生活和事业的全部。其父曾宪阳曾是《贵州画报》的摄影记者，因一次偶然的拍摄任务与苗绣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潜心钻研苗绣的历史渊源及文化内涵，并在1976年至2003年期间收藏了苗绣作品4800余件，堪称“中国苗族服饰收藏第一人”。

　　在贵阳市一间摄影工作室里，佳能项目组成员见到了曾丽，这位穿着淡雅的女子说话时总是带着浅浅的微笑，身上那件带有苗族纹样的披肩仿佛昭示着主人的心意。令佳能项目组颇感意外的是，一见面，曾丽就表达了对佳能的敬意：“我一直非常关注佳能‘影像·文化印迹’项目为苗绣所做的事情，也参加过你们的非遗影像展，我要用‘心生尊重’这个词来表达我就是对佳能的态度，真希望有更多的人，也像佳能一样，那样这个世界就太美好了。还有一个小秘密，我父亲也是佳能的‘粉丝’,他的第一台数码相机就是佳能的。”

　　在曾丽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受父亲关于苗族文化的熏陶了，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曾丽，对苗族文化和苗绣有一种特殊的情结。父亲在收藏界的光环并不会给曾丽带来太大的压力，她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如何能让父亲的藏品中所蕴含和积蓄的力量能够真正地释放出来，并为世人所知晓。因为只有当人们了解苗绣之美，了解其背后的文化积淀时，苗绣才真正具有了生命力，它的传承才有可能继续下去。

　　曾丽和父亲的想法一样，他们收藏苗绣不是为了独享，而是为了分享。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曾丽在父亲病倒后仍然不懈努力，终于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帮助下建起了“贵阳苗疆故事民族服饰博物馆”。曾丽将父女二人藏品中最为珍贵的部分放在博物馆中展示，这些藏品99%都是清末民初的绣品，一般纺织品最多不过保存200年，所以这间博物馆中的苗绣差不多是世人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作品了。

　　受父亲的影响，曾丽非常重视影像在苗绣传承中所起的作用，她不但将父亲多年来积累的关于苗绣的珍贵照片整理、集结成书，出版了《苗绣》画册，而且自己也带着父亲的徒弟花了两年时间重走苗绣之路，探访了100多个苗寨并出版了《苗装》画册。与佳能项目组不谋而合的是，这一次“重走”曾丽也更多地关注了苗绣的传承现状。她的所见所闻也印证了佳能项目组的看法，即目前苗绣最大的危机就是青壮年的出走，苗寨中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和孩子，这一现状使苗绣陷于没人教也没人学的境地。

　　曾丽把苗族人的这种生存状态描述成“苗族的第六次大迁徙”，只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迁徙不是集体行为，而是极其散乱的个人行为，苗族人以极度分散的态势融入到其他地区或民族当中，不只是全国，甚至是全世界。这一次迁徙没有明确的路径和目的地，苗族人也不再需要苗绣和苗装作为宗族或支系认同的标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催化了苗绣传承的危机。

　　苗族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民族，有100多个支系，服装样式各自不同，佳能项目组深入探访的锡绣便是其中一支，可以说苗装已经成为各个支系认祖归宗的识别标志。锡绣因工艺特殊所以无法机绣，这一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锡绣。曾丽告诉佳能项目组：“大部分类型的苗绣都已经被‘山寨’，一方面是机织产品冲击手工苗绣，另一方面是大量诸如‘牡丹呈祥’、‘百子图’之类的汉族纹样被强行植入苗绣，这样的苗绣就已经不是苗绣了。”

　　曾丽认为，苗绣穿越千百年的时光流传至今，自有它强大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源自一种内心的信念，就像人们常说的“人在做，天在看”。苗绣中没有具像的生活场景，只有天地万物的生存哲学，因此苗族人绣花时也觉得有老天在看着她，自己绣的越好，就越会得到族人的认同。所以，要想帮助苗绣传承下去，就必须再次激发出苗族人对自身文化的深深认同，这不是靠捐钱、捐物就能实现的，苗族人绣花从来就不是为了赚钱。这也是曾丽非常赞同佳能“影像·文化印迹”项目组做法的原因，当佳能项目组去学习、去记录、去传播苗绣时，很多苗族人才真正意识到原来他们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东西是这样的美好，这样的有价值，被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成为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只有当局者变为旁观者时，他们才能真正看清楚发生了什么，想明白自己该去做什么，苗绣的传承也自然有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