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卖肾 还能拿什么拯救我们的亲人？

　　90后女大学生卖肾救父

　　6月2日下午，在炎炎烈日下，郑州市黄河科技大学体育学院运动训练系学生焦滨崎来到郑州市紫荆山公园，在公园门口展开了一米高的求助条幅，条幅上用醒目的红字写着：“卖肾救父”。

　　焦滨崎对本报记者说，她是巩义人，父亲焦建文是巩义市运输管理所客运科科长，2011年11月5日下午7点左右，焦建文在工作过程中极度劳累摔倒在地，导致突发脑溢血，当时出血量很大，在特护重症监护室昏迷了一个月才醒过来，在特护监控室昏迷的一个月中，又并发心肌梗塞，生命危在旦夕。

　　但明明是在工作期间发病，巩义市运管局却拒绝为焦建文认定工伤，而且在为此事奔波于郑州和巩义之间数十次后，2013年1月郑州市人社局给出的结论仍是：焦建文受到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不属工伤。

　　“现在父亲已经收到病危通知书，情况十分危险，这个暑假过完，马上就大三了，我的学费还没有着落，父亲还要立刻做心脏搭桥手术，而且因医疗费用未到位，医院已对父亲停药。家里的积蓄现在全部花光了，我已经是无路可走了，只能靠卖肾来救父亲了。”焦斌崎哭着说。

　　17岁高中生卖肾救母

　　17岁的吴冲冲是项城市第二高级中学的一名学生。

　　今年春节期间，吴冲冲的母亲因下咽困难，先后辗转到郑州、北京、上海等地大医院检查，最终确诊为肺癌晚期，癌细胞现已转移至淋巴。为了筹措医疗费，吴家已经花去了10多万元，借遍了每一位亲戚，吴冲冲的父亲也为此不得不离开重病的妻子到外地打工挣钱，照顾母亲的重担便落在了吴冲冲和他姑妈身上。

　　据吴冲冲的班主任刘红旗回忆，在得知母亲的病情后，吴冲冲整日以泪洗面，曾萌生轻生念头，但都被同学及时劝住。虽然得知此情的学校师生为此伸出了援手，但募集来的16200元相对昂贵的医疗费来说无疑于杯水车薪。

　　万般无奈之下，吴冲冲为给母亲看病竟然跪在医生护士面前，请求卖掉自己的肾脏，来换取母亲的治疗费用。

　　年轻妻子卖肾救夫

　　35岁的王小粉是长葛市南席镇游罕村人，丈夫叫何旺杰，一年前被确诊为尿毒症。一年多来为给丈夫治病，王家已倾尽家产，但丈夫的病情却仍未见好转。今年春天，得知情况的全体村民自发为王家捐款近万元，拿到医院没几天就花完了。当看到年幼的儿子在上学途中，都不忘捡拾破烂卖钱为父治病，王小粉心如刀绞，给媒体打电话称她将卖肾救夫，恳望有意人士满足她的心愿，救活她的丈夫，救活她的家庭。

　　恩爱丈夫卖肾救妻

　　他叫张飞龙，她叫刘明丽，他们都是郑州人，他们青梅竹马，育有两个孩子，夫妻感情和睦，从未红过脸。然而去年6月7日，妻子却被确诊患上了白血病，并需进行骨髓移植。

　　面对突出其来的灾难，当着妻子的面他说：“你要坚持下去，我跟孩子不能没有你。”除了回去给妻子做饭的时间，他总是寸步不离病房，悉心照顾妻子，给她抹药、做按摩、讲笑话、念女儿写的日记。他说每次看到妻子开心的笑他都会感到无比幸福。

　　但走出病房他就会泪流满面喃喃自语：“如果能挽救她的生命，我可以贡献我的一切。”因为给妻子治病，他已变卖了家里一切值钱的物品，从去年到现在，仅仅医药费就花了50多万元，亲戚朋友们都借了个遍，仍然无法凑齐高昂的治疗费用。

　　为此，张飞龙决定卖肾救妻，他说他无论如何都要救活爱妻，并陪她走完下半生。

　　六旬母亲卖肾救儿

　　洛阳市洛宁县马店镇后乔村22岁的樊江锋两年前在外打工时身患急性肾病，吃药一年后因为药物激素导致现在两腿重度骨股头坏死，基本生活难以自理，若不及时手术治疗，将面临终身残疾。然而一家六口，全靠家里的10多亩土地维持生活，手术费就需要近20万，还不包含后期治疗费用，家人求亲戚托朋友四处筹钱也是杯水车薪。

　　樊江锋60岁的母亲吴玉玲对记者说：我儿子从小就懂事，为了贴补家用，十四五岁就打工，现在躺在医院里为了不让我伤心不管多疼哼都不哼一声，疼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咬紧牙齿，把牙齿都给咬碎了。儿子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我们唯一的孩子，我们还要靠他养老。顶梁柱倒了，天塌了，我做母亲的心也碎了，连死的心都有。

　　吴玉玲说，我老伴本来身体就不好，还有家人和10多亩地需要他照应。为了救儿子，我们已将自己的住房卖掉，能借的亲朋好友也借尽了。我该怎么办？我已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但我不能不救我的儿子，他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几岁，只要我还一息尚存，我就会尽我做母亲的全部力量，现在听人家卖肾能卖不少钱，现在为了救儿子卖什么我都愿意，请救救我儿子吧。

　　七旬老太卖肾救女

　　“我的命老苦啊，我的四个孩子因为尿毒症已经死了三个了，最后一个女儿还是这个病，我家当家的也因为这个事已经瘫痪了，日子实在没法过了。”今年5月，年近七旬的巩义老妇余荣花站在郑州街头，高举着“卖肾救女”的牌子泣不成声。

　　余荣花对记者说，他们家是巩义市米河镇支石村四组的，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老伴以前是做会计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是也很安逸。

　　谁知从1992年起至今，他们年仅18岁的儿子、24岁的大女儿、20岁的二女儿数年间相继患尿毒症离开人世。当时为了给儿子治病，他家东拼西凑，变卖家当，举债十几万至今未还。然而就在年初，唯一的小女儿再次确诊患上了尿毒症，年近七旬的父亲为此再也承受不了，最终病倒并瘫痪在床。

　　如今为了给小女儿治病，老两口把能借钱的亲戚都跑遍了，现在亲戚都已经不认他们了，目前家里还欠下二三十万的外债，而唯一能救女儿性命的换肾手术至少需要30万元，这对债台高筑的农村家庭来说无疑难以支撑。

　　余荣花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只能卖肾了。

　　打工妹卖肾救哥

　　王咏梅是河南省太康县老冢镇柳叶村人，为了生存，几年前与哥哥王明才一起背井离乡到北京打工，但2012年3月18日凌晨3点半左右，哥哥在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三毛路口的劳动力自由市场等待零工活时，突然被一辆疾驶的蓝色中型小货车撞倒在地，而开车的司机看到撞倒了人后不但没有救治，反而调转车头向顺义方向逃跑且至今查无下落。哥哥在被好心人送到顺义区医院后经检查确认伤势非常严重，头脑失常，小腿粉碎性骨折。

　　父亲王家全是农民，今年74岁，患有肺气肿，做过三次手术，母亲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嫂子神志不清醒，三个侄儿中，老大今年12岁，患先天性软骨病，老二今年5岁，老三才1岁。家庭生活非常贫困，本来全家还指望哥哥在北京打工赚钱养家，谁知祸从天降，家中的顶梁柱垮了。

　　因此王咏梅在网上公开发贴称，愿意卖肾为哥哥治病，用自己的痛苦换来哥哥的康复

　　18岁姐姐卖肾救弟

　　提及弟弟王银超的病情，18岁的王丹就泪如泉涌。

　　王丹家住河南省商水阳县，弟弟王银超今年才13岁，是商水一中的学生。

　　王丹对记者说她弟弟学习成绩优异，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同学眼里的好同学，并且从小老实听话、招人怜爱，但年初却突然查出患上了白血病。

　　为了治病，王家目前已经花去20多万元的医疗费了，20万元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凑足这些钱，王家不但把家里的宅基和房子都卖了，还欠了亲戚朋友一大堆债。但现在他们又被医院告知，想要救活弟弟的命必须进行骨髓移植手术，而这还需要近40多万元的医疗费。

　　王丹的爷爷去世多年，奶奶已经66岁了，父亲无业，平时在县城打零工挣点小钱，母亲吴云芝无业且常年患哮喘病，全家靠低保、打零工维持生计。因为给弟弟治病把房子卖了，一家人现在住在石棉瓦临时搭建的两小间矮房里。这样的家庭如何拿得出40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王丹想到了卖肾，她说她已经顾不了自己的身体了，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救弟弟的命。

　　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亲人？

　　卖肾救父、卖肾救母、卖肾救夫、卖肾救妻、卖肾救哥、卖肾救弟、卖肾救儿、卖肾救女……近几年来，各种媒体上关于“卖肾救×”之类的新闻突然间风起云涌、此起彼伏，醒目的标题、悲惨的遭遇、生命的渴望和绝望的呐喊，不但让人们唏嘘不止、潸然泪下，更激发起社会各界情不自禁的爱心。

　　在昂贵的医疗费用如大山般的压迫下，社会成员种种原不可舍弃的物件和品质正反复被挤压成商品，进入市场畸形流通，“卖肾救×”不但已成为了媒体报道激发爱心的杀手锏，更悲哀地成了一种自救模式，在危困病人家庭悄然流行。

　　“为了挽救亲人的生命，卖肾救亲这种行为固然令人敬佩，但决不能作为人性的赞歌广泛宣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许多有识之士明确指出“应该深刻反思我们医疗保障制度的不足。面对身患重症的亲人，一面是割舍不断的亲情，一面是无论如何也筹措不到的巨额医疗费用，难道人们只能选择出卖身体或器官的方式来挽救亲人生命吗？”

　　河南省高级律师张书占对本报记者说，我国早在2007年就制定并实施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文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我国活体器官捐献也有明确规定，即器官的接受人仅限于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人体器官虽然长在自己的身上，但却不是法律概念上的“物”，因此不具有财产性，不能作为物来进行交易。一旦发现器官买卖，不仅交易双方要被重罚，而且可能遭到法律制裁。因此，看似感人的卖肾救人，只能是表达一种良好的愿望，在法律上根本不被允许。因此在法治社会里，卖肾救亲是无奈的悲剧也是无视法律的闹剧，它理应在规范的社会救助和完善的制度救济里落幕收场。只有在让每个人都能享有平等的基本保障权基础上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也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发展。

　　衷心希望我们的社会救助体系早日规范和完善，更希望卖肾救亲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记者 胡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