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享：福特国际奖学金项目

　　第四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2年会在广州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为“财劲其用，追求卓越”，出席年会的共有316 家机构，共500余人。以下为“专题论坛：“最长效的投资”案例分享”现场发言实录。

　　参与嘉宾： 费约翰（福特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 寇今（IFP 项目学员） 陈太勇（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主任）

　　主持人：非常感谢。现在就请林红来帮我们做主持，这边是一个小组讨论。因为IFP项目是一个比较大，比较长期的项目，就没有专门做PPT，但是在这儿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我非常快地给大家介绍一下。在2001年的时候福特基金会拿出了将近3 亿美元，打算用十年的时间在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当时中国还是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支持大概3000 位他们认为是来自于社区的领袖。

　　在中国是从2001 年开始选，选了十年，选了不到400 人出来，这些人的特点都是送到海外或者是国内接受硕士或者是博士，当然是以博士为主、为多的学历教育，这是整个IFP 的情况。

　　林红：我们还是问一个比较有挑战的问题，对于这个项目投资于人而且是非常长期的大量的资金，它的效果是怎么样来评估？它的影响是怎么样来衡量？能不能请费约翰先生回答一下。

　　费约翰：我没有参与当中，但是我可以谈一些，解释一下福特基金会为什么有这么大规模的长期的项目。何进博士是我们北京办事处的教育项目高级官员，这个基本上是何进博士所负责的，但是因为他今天有事，我就代替他介绍一下我们这十年的奖学金的项目。先要了解几个原则上的问题。第一，福特基金会到底是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福特基金会是以社会公众为宗旨的国际性的基金会，但是它原来是一个美国的基金会，跟国家没有什么关系，是社会基层的一个基金会，是以社会的身份来资助社会改善、社会改革，它的宗旨是社会公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社会组织要推动社会改善，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和方法来推动？福特基金会从原来到现在一直都觉得是社会改善不可以靠经济发展，一定要靠社会本身的人员，还有社会的精英分子来推动改善。因此它培养新一代的人才，让社会精英分子，比如说有的人非常有钱，但是因为各种民族、体制等等，有的机会不多。所以福特基金会觉得应该让不会自然出现的精英分子出来，特别重视美国国内的弱势群体。这些精英分子是哪里来的？他们是福特基金会奖学金出来的。一直到现在，福特基金会是美国国内一个非常大的基金会，基金会的项目就是给美国国内人支持。开始的时候是非洲裔美国人，但是现在也包括新移民或者是其他的国内的机会不多的人。

　　因为这个原因，到21 世纪初理事会觉得，因为有这样的经验，所以能不能到国外推动这样的社会改善，让某一些国家的目前没有机会上学，没有机会专业化的草根的精英分子、草根的领导，特别是社会的领导，给他们机会专业化。专业化的意思是说上大学读硕士、博士，但是如果你是专业化的，让那些已经有经验、有贡献的地方性的社会组织的领导，给他们机会，提高他们的学术方面和经验方面的水平。因此才有十年的计划，它的背景就是美国国内的，会不会在国外成功，应该是值得考虑的。

　　为什么这么长？而且为什么这样？有几个原因。第一，是我刚才介绍的它的历史背景，就是美国国内已经有这样的项目。第二，也许国内基金会的经验就是这样，福特基金会内部分两个项目团队，一个是理事会，理事会很少有机会资助项目，90%以上是基金会内部的项目官员或者项目首席代表做的，5%到10%是理事会，但是有时候理事会觉得小项目没有意思，就让项目官员去做，我们要做的是大的、长期的、大规模的。因为他们做投资或者做企业的背景，视角比较大，因此他们说因为之前在美国国内这个项目是比较成功的，我们投资3 亿美元来个十年的计划，给二十几个国家的草根组织的领导一个机会来学习经验。

　　怎么施行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因为福特基金会本身不把自己看作推动力，就说好吧，他们委托，建立三个不同的，或者说有的是建立，有的是利用。他们自己建立一个小基金会，叫国际奖学金基金会，把钱全部给它，它跟小基金会是报告的关系，而不是直接参与，他们请一些外地的人来管理小基金会。第二个，他们请美国国内的执行性的机构，国际教育协会，就是美国国内的，让它在各国执行这个项目。各国要请一些国内的专家组成一个专家委员会，来决定这些奖学金是给谁。每个国内的专家跟福特基金会没有关系，跟小基金会没有关系，跟国际教育协会没关系，是每个国家的专家来选，这就是美国基金会本身的一个特点。他们也许是因为美国的联邦制度，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向下的概念，他们觉得不是中央有智慧，地方要执行，派干部到地方去干，不是这样的。他们说地方有智慧，我们有经验，我们会执行，这是地方的智慧，是靠地方的智慧来指导它的行为，而中央的主要的任务是投资，原则上的帮助，把它主要的宗旨、主要的目的写清楚，智慧都靠本地人。

　　林红：我理解，在不了解一个项目的愿景和目标的时候，单纯就来问怎么去评估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刚才费约翰先生其实是讲，他们根据在美国国内的经验，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理论，认为投资于人要长期，就会出效果，在这样经验的基础上来设计的这个项目，同时因为要推广到国外，所以又需要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每一个细节里都渗透了他对这个目标的理解。比如说他们设定目标是对于没有机会的人，给予没有机会人以机会，所以公平在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他会有执行要公开，要协商，这些都可能在体现他的目标。所以可能反过来在评估的时候，他也就会按照这个目标去进行评估。我想下面可能会问，既然你们假设在国外可能也可以做这个东西，但是他肯定会有调整，要看它的效果，所以能不能请受益人来谈一下这个项目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高广深：我是2003 年得到支持，2004 年去美国念书2005 年回来的，现在也在想到底这个项目给了我什么？我个人一个感觉就是学历教育还是挺重要的，投资于人，广种薄收，敢于承担风险，对于我们的影响也很大，而且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它让我明白了两个道理。第一个是离问题最近的人是最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但是往往他们的能力、经验、知识还有欠缺，那么就补上这一块。第一，他们最明白问题在哪里，第二，他们真正是利害相关者，最有意愿去解决问题，通过奖学金给他帮助，这个特别好。因为我现在在一个类似于家族的基金会工作，这种高风险，持续很长的项目，确实不适合公募的形式，可能是要考虑家族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来支持。

　　寇今：广深是2003 年得到支持，我是赶上了倒数第二班车，我是2009 年得到支持，今年刚刚读书回来。我今天不光是代表我个人，我在前天晚上，我发了大概十来封邮件给其他很多的一些学员、学友，有已经回来三、五年的，有已经回来一两年了，还有没有回来正在美国读书的，问了他们的感受，他们觉得奖学金带给他们的变化是什么？我总结了几条，一条是刚回来的像我这样的人，必会经历一个纠结期，找不着自己的位置。我之前是广深的同事，在国际计划工作过七年。我又是陈太勇主任的下属，我在国际项目里面工作的时候申请的福特奖学金，出去读了两年书才回来，所以这里我的老同事和老上司，他们比较了解我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读书回来以后，目前是在大学里代课，但是我不知道到底哪个位置更适合自己，我学的专业还有工作的背景十几年都是在公益行业里面。还有我的学友们，他们觉得感受很重要的就是网络关系。通过福特支持了以后，每年大概送出去40 几个人，整整十年的项目，一共是343 个人，回来了将近300 个人。这300 个人在国内有一个平台，有一个网络相互联系，大家有一个相互的支持。我7 月份去深圳参加深圳慈展会，还是这一次来到这个论坛，好多都是我们的学友，我们的学友在国内的公益行业里面工作的很多，很多还是回到了这个行业，但是也有很多人有纠结，就是他回来了以后，没有回到公益行业里面。我们当时出国之前，跟福特面试的时候有一定的承诺，是说现在需要更多的支持，福特给了我钱出去读书，读书回来了以后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回来以后发现，种种原因，可能不一定能完全兑现当时面试时候的承诺，他们也有纠结。我说的只是一个现象，并不一定是好或者是不好，我们大家在思考，对项目的评估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林红：对，我们急着在讨论的是变化，这个变化可能并不一定都完全像我们期待的一样，也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变化，这些可能在项目评估的时候都可以收集到，然后才来改进项目，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循环。想听听陈太勇先生，您的观察？

　　陈太勇：我首先感谢福特基金会给我的很多同事，我们机构就是国际小母牛中国办，现在叫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实际上我们8、9 位同事都有幸获得这个资助，到国外去学习，他们现在回来了，都分别在不同的公益机构甚至是大学工作。我觉得从他们学习回来就感觉到开拓了视野，增加了很多相应的专业知识，提升了能力，做工作的专业化程度很明显地提高。尤其是这一两年我在做福特创意基金，资助一些福特奖学金的学员进一步地参加社会实践，做一些公益项目的实践，就是当参谋、指导。我感觉到他们工作的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更多地用参与式的方式，用很多元的思维，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在四川彝族凉山，西昌学院有一位老师，他跟我一样大的年龄，他已经是副教授了，严格来讲完全可以享受当副教授了，带学生，有很多相对比较好的条件。他没有必要承担一个项目，到凉山最偏僻的地方，从西昌开车都要开4、5 个小时，非常烂，非常危险的路，但是，他就是在那个地方承担一个帮助彝族的项目，帮助很贫困的农民怎么样发展养蜂生计，帮助其他农户，教他们技术，怎么样组织开展培训，开展互助合作，很辛苦。但是正因为是参加了福特奖学金，他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把他学到的东西要用下去，而且通过这个过程，他还把分布在山西、河北、安徽、云南的其他各地的福特学员调动起来，从网上也好，或者亲自到现场也好，都来参加这个工作。所以我从这个活动当中看到，这些学员的敬业精神、专业知识，他的工作作风，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非常有成效的。而且每次创意基金的学员大家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感受到真的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改变，心灵深处的改变，这个确实是改变了人。

　　林红：请问有没有提问的，我们还有大概5 分钟的时间。

　　高广深：因为我现在在国内的基金会工作，我对这个项目从基金会的角度看了一下。我个人感觉它里面有一个是目前国内基金会需要借鉴的，它资助人，给钱的人制定的是程序，没有制定内容，他把程序做出来了，谁负责？在什么环节谁应该参与？出了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这个执行团队根据这个程序，做了一些规定。比如说理事会的要求是每个国家要有每个国家自己的本地化的政策，本地化的政策要由资助人的代表、执行方的代表和本地的代表共同来讨论，执行团队按这个要求去做，做出来以后就做出了中国的一个规定，中国的规定也很有意思，比如说几个大城市是被排除在外的，在俄罗斯可能就不是这样的规定，在印度也不是。他的执行团队和最后做决策的团队，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关系，比如说每一年评委是由执行团队选，但是评委的工作是非常独立的，甚至出现过执行团队和评委之间很严重的对立。比如说12个评委都认为有一个人应该选，但是执行团队就认为他违背了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可能是比较可笑的，甚至是不适用的，但是最后达成的协议是要改可以，可以明年改原则，但是今年原则、规则在那里，大家就服从规则。所以这个项目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为它以后的执行，包括它的效果奠定了很多很好的基础，而这一块我个人认为是目前国内在项目规划和执行上还真的是比较欠缺的。

　　林红：如果观众没有问题的话，我问一个问题。刚才寇今也提到了，她经过了这样一个学习以后，有一些困惑，包括刚才黑苹果的同学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在资助人的项目里面，经常人会有摇摆、困惑，他要变化，那么各位是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费约翰：是这样，比如说英国的外交部也是想投资于人，选印度的某一个处长去英国学习，觉得他年轻有为，他回国之后被抓了，我会失望，因为他腐败的问题。外交部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是看某一个人的位置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会不会利用他来改善两国关系？他们如果想以这样投资为理由，他就会失望。但是福特基金会没有这样，基本上不是福特基金会，就是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和福特基金会本身没有利益，它本身不想利用这个项目来扩大它自己的影响，这个影响是什么？这个投资没有其他的，就是社会改善，而福特基金会本身不是要利用、推动那些人。如果这些人从某一个社区，被某一个国家的委员会选出来去国外学，也不一定是美国，小部分是去美国，好多人是其他国家。回来之后如果他们想改，他们自己完全可以，而且将来他们也许会回到原来，也许不会，我们不管，这是每个人所决定的。比如说他当一个国营企业大老板，我们不算成功，但是我们也不把他看作是失败的案例。

　　陈太勇：总体来讲这个项目有一定的标准，而且有一定的倾斜。就像西部倾斜，我原则上推荐了，那么基本上是在西部工作的，尤其是基层工作的是被优先选择，另外在公益机构或者是相关的政府部门工作要满3 年还是4 年以上，基本上把标准制定好以后严格执行，这个是蛮好的。而且后续的跟进，大家学成回来之后，还给他一些条件，怎么样来去实施这个项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设计的。

　　寇今：刚才我说我不是代表我个人，我是问了十几个学友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有回来5、6 年的，有刚回来的，有还在读的，他们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是个体的感觉。

　　何帆：我就简单分享两句。我觉得他刚才讲的东西特别有感触，在一个人的成长当中，可能是了解自己喜欢什么，了解自己是谁，投资于人到底投资什么，我就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之前所谓自我发现。我特别心动一句话是“最好的职业规划是自我发现，最好的职业成长叫自我超越”。

　　提问1：我是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个刚才已经提到IFP 大概十年前开始做这个项目，经过这十年是不是做了一个评估？有没有评估的报告？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二个问题是IFP 未来的打算是什么？会不会会有下一个十年？谢谢。

　　高广深：第一个，评估在一开始的时候邀请的合作伙伴是欧洲的一个高校研究所，但是从我们自己的感觉来看，它现在收集的信息还是一些比较普通的定量信息。第二，我问过理事会的人，他们告诉我现在的时间还不够长，能够看得出真正的改变，所以这是第一个。中国也有人想做评估，但是涉及到规模、成本、框架。第二个是有没有下一个十年？我记得他们新一届理事会很明确讲到不会再继续这个项目。但是在国内其实有一个CFP，在北师大做，已经做到第三年、第四年了，但是IFP 平均一个人的成本大概是10万美元，CFP 大概的成本是一万美元不到。

　　林红：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2：因为广深先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刚才私下里对比了一下，他也是人才培养出来的，国际化人才，我也正在努力培养一个本土的草根NGO。所以我特别想问的问题是，经过国际化培养出来的所谓的NGO 的领导人和我们这样一个草根，自己靠自己的努力往上生长的，虽然有10 万块钱支持人才，从最后的一个效果比，你估计会有什么不同？那也是我们再往前学习的方向。

　　高广深：我不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刚才其实我很感慨，但是他已经走了，刚才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的所有这一切，是因为有需要帮助的人和社区的存在才有我们的存在，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背景怎么样，做的事，其实只要大家想到这一块。因为我以前是在国际计划工作，我可以很明确地讲，现在很多大的、时间久的非营利组织，已经把自己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凌驾于社区之上，甚至说正是因为有穷的社区才有这样的组织存在，而且这样的组织已经把他们的利益放得更高，这个是我们都要小心的。对于你的问题，不管怎么样，你要问自己。其实IFP 带给我最大的一个是让我知道国际组织的规则，因为我在纽约是在两个国际组织做实习，让我真正领教了在这样的组织里面怎么样才能工作，怎么样才能回避风险，这一块我估计是在国内学不到的。

　　林红：非常感谢IFP。

　　高天：我们这个论坛不是属于爆棚的，大家看到有直播说隔壁关于筹资的论坛站都站不下，都排到门外了。但是我非常感谢而且也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一定在我们论坛当中是有收获的，无论大家未来是想做十年的支持者，还是想做十年支持的受益者，一定是都会有所成长而且为这个行业有贡献，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