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家庭日’中国行动”会议记录(2)

　　主持人：谢谢洪苹秘书长，下面我们这个会议分成了几个部分，第一个是嘉宾致辞，第二个部分是主题发言，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环节，就是主题发言，参加我们这个会议有国内社会组织和学术界的代表，还有国际组织代表，下面我们首先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代表处唐乐先生发言，他的题目是《促进家庭福利》。

　　唐乐：大家好，今天我们艾滋病规划署的代表没法出席，所以派我参加这个会。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代表处倡导和信息管理助理项目官员唐乐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幸福的家庭是幸福社会的基础，谈到艾滋病对于家庭的影响，一个人如果得了艾滋病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的影响。可是我们知道家庭的爱和团结也会对艾滋病起到一个伟大的支持，克服他们的刻苦，他们的困难的生活。

　　同时我们知道家庭也需要帮助和支持，来应对艾滋病带来的巨大的挑战，我们知道文明化都是来自公众社会，都是来自一些场合，比如学校、工作场所，对于艾滋病感染者自己也带来了很负面的影响，对艾滋病防治工作也有很大的影响。

　　同时艾滋病感染家庭负面的影响，在中国我们看到关于艾滋病相关的存在，以及对家庭的影响。比如说看到一家案例，有些孩子因为他们父母得了艾滋病，不能上学，有些人就失去工作，有些人可能就拒绝医疗服务，近几年有一些调查研究能够证明这些问题，比如说2011年有国际公益组织开展了一个关于就业趋势的调查，企业家其中有65%认为，艾滋病家长不应该享受同等的就业权利，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规划机构，在2008年开展了一个调查，发现了在2000个艾滋病家庭当中，其中将近三分之一遭受工作歧视，有十分之一遭受过因为他们是艾滋病，孩子被迫离开学校。

　　联合国开发署做了一个调查，在整个亚洲地区，发现了艾滋病感染者的失业率更高，上学率更低，受到歧视更大。

　　所以我们很重要需要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来确保这些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庭的权利受到保护，一些措施，还有在公众加强意识，促进对艾滋病的认识。通过对这种努力和工作，使我们可以得到艾滋病患者相关福利的目标，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唐乐先生的发言，下面请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他的发言题目是《家庭发展的理论和政策思考》。

　　穆光宗：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

　　我们今天来聚焦家庭发展的问题，不是空穴来风，是社会的切实背景，在“十二五”期间，我们统筹学问题，摆到了最紧迫的任务层面上来，统筹学上有很多纬度去思考，其中一个重要纬度就是社会层面和家庭层面上人口发展的问题，所以光在国家层面考量是不够的，中央也高度关注怎么样发挥家庭的功能、社区功能，刚才有领导也谈到了中国计生委职能转变的问题，人口计生委是不是应该，或者有没有可能转型为人口家庭委，这个是再次引起重大发展战略问题。

　　第二个背景，就是我们从事人口工作，它的宗旨应该是造福于民，但是实际工作当中我们发现了很多让我们困惑的现象，就是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和指引下呢，很多计生政策，面对的挑战，比如前两天5月9号《广州日报》采访了一些上世纪独生子女家庭的报道，据说丧失独生子女的家庭有上百万个。

　　那么家庭现在看到，它是社会建设和人口发展的基础，我们在促进社会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引进家庭视角，家庭的发展状况也可以说是社会文明的缩影，这个锦涛书记在4·26讲话当中谈到，家庭幸福是人口发展、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所以特别我个人非常赞同创建幸福家庭的活动。

　　那么家庭发展面对着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在多年前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家庭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容易被边缘化，容易遭受一些挑战，脆弱的家庭越来越多。04年在三亚举办了世界家庭峰会，再次强调了“家庭作为社会重要一部分起到的作用”。

　　加强社会的保护、减少家庭的脆弱性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重要的目标。这个家庭面临着四个方面问题，一个是结构非常脆弱，我们独生子女家庭是1.5亿，甚至超过2亿，独生子女家庭本身是风险家庭，面临着很多风险，那么这个问题爆发出来，不是潜伏的问题，是开始爆发了。

　　第二个，功能弱化，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是普遍被认可的不争的事实。那么4—2—1家庭结构已经成为一个现实，养老不堪重负已经是一个共识，靠家庭自身力量来应对家庭发展过程当中许多问题，需要国家层面出面帮助解决一些问题。

　　少子老龄化挑战家庭的赡养功能，特别是农村的家庭，所以说空巢老年独居、空巢老年失能、空巢老年失和是现在的三类现象。

　　第四个问题，家庭问题会社会化，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发展。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对于家庭理论很多，刚才张建司长谈到，家庭是最自然的单位，它是利益共同体，也是生活共同体，每个人都离不开家庭。

　　中国的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历史地位没有更改，依然是社会的细胞。

　　那么既然我们是从人口计生的视角来看家庭发展的话，家庭生育问题是无法忽视的，那么我要介绍美国学者M·薄兹和英国P·施尔曼在《社会与生育》一书提出的“合适之家”，有两个孩子通常被认为是合适之家。

　　为什么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是不合适的，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对我们也是有挑战性的，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几种生育决策的模式，不给孩子多生一个姊妹，可能是父母自私的表现，父母可能负担轻，求自我发展，让孩子处在孤独状态，西方学者认为，它可能是父母自私的表现。

　　在1974年，布加勒斯特召开首次世界人口发展大会并通过了《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其中对于生育权做了规定。

　　社会应该提供关怀、救助、保障、辅助，提供服务等等，所以社会也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在亲子关系上，我们看到也许有这样一个相对的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对上负责，“孝”文化，而西方发展孩子负责的亲子关系，重视在孩子幸福的“慈文化”，东西方可能是殊途同归的一条道路，最后大家都看到，平均生两个孩子是主流家庭的选择，这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家庭幸福发展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要提出低生率，低到什么程度才合适？适度的低生率。

　　家庭社会细胞，这样的细胞是强的细胞，这个强呢，从内部来看决定家庭社会功能。现在国家人口计生委一直谈一个理念，就是全人口、全过程、全方位的服务理念，在不同时期家庭发展的重点是不相同的，我们需要去甄别。

　　那么家庭发展能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更多要看有没有能力，比如说有没有：健康发展能力、生育养教能力、团结互助能力、学习工作能力、抵御风险能力、道德自律能力、自我保障能力。这可能是维持家庭发展过程当中，几个重点考量的方面。

　　最近几年，人口文化、家庭文化引起了重点关注，家庭文化也越来越受聚焦，我们聚焦家庭结构功能是健康的，同时聚焦家庭权益的保障，我们也许可以分出四类家庭，这四类家庭，我们发展的是健康的家庭，同时我们要帮助困难家庭，关怀残缺家庭，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大文章，建立家庭友好、幸福导向、分类服务与关怀的政策和体系。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

　　健康家庭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幸福、美好之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应该怎么作为？我认为“6让”思路彰显政府责任和关怀：比如让不幸的家庭得到温暖，让痛苦的家庭得到关怀，让困难的家庭得到扶助，让需要的家庭得到服务，让健康的家庭得到发展，让所有家庭得到福祉。

　　第三是聚焦家庭发展的幸福，我们要打造四大文化，婚育文化、健康文化、伦理文化和养老文化。

　　那么最后呢，我们社会学界、人口学界，还有很多学界呢，很多人在关注，怎么样构筑家庭友好的发展型政策，我想我们可以提出五大主张，也许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

　　第一个叫安全主义，规避家庭发展的政策风险，事先规避风险比事后补偿代价更为重要。

　　补偿主义，当然对木已成舟的家庭我们要补偿主义。

　　能力主义，促进家庭健康强化发展力；

　　保护主义，对家庭发展给予保护支持；

　　福利主义，家庭共享发展成果和福利。

　　所谓家庭发展政策呢，就是从家庭现实转向家庭发展，优生优育，权利上我们要遵循国际社会提出的自主权利，在决策上要适度生育，适量、适时、适龄的生育。在这个方面我们要特别重视少子老龄化现象。

　　家庭少子化问题在社会化，比方说年轻人口亏损问题、独生子女问题、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第二家庭关怀政策，贡献者奖、牺牲者补、困难者助、健康者兴。我们要特别对遭受困难、风险的家庭给予补偿和帮助。

　　第四，要实施家庭保障政策，其中最重要是亲权保障，让每个家庭享受亲情滋养，提高他们幸福指数，还有其它方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么多，敬亲指正，谢谢大家。